科海史迹

    自古以来，我国古人就对浩瀚无际的海洋充满了幻想和向往，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和诗赋。《山海经》曾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海洋大九州”的蓝图。曹操曾临海浩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李白留下过“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千古名句。“精卫填海”记载了炎帝之女溺亡海中后，化为精卫鸟“衔西山之木石，日日填于东海”的故事，更是寄托了古人敢于征服大海的雄心壮志。

    兴“渔盐之利”以富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据《竹书纪年》记载，我国在夏朝时，夏帝王芒曾“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古人就已经能够做舟织网，捕捉鱼虾，开发渔业资源了。

    从经济上看，渔业和海盐一直是历代政权开发海洋的关注重点。商王朝早期获取盐的来源主要是晋南的池盐。商王朝晚期把疆域扩张到今天黄海、渤海西岸。考古发现，在长达300余公里的渤海西岸、南岸地区（即莱州湾南岸）滩涂地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数百处制盐作坊和村落，说明在商王朝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利用渤海西岸和南岸的海盐资源了。在商代都城的遗址殷墟中，还出土过大量的海贝、鲸鱼骨、龟甲，证明商王朝不仅在渤海西岸、南岸开发盐业资源，也懂得利用“舟楫之便”，捕捞、采集海贝螺和鱼类资源，从海洋中收取“渔业之利”，并以此进行商品贸易活动。海洋产品和海洋经济在维持商王朝政治、经济与社会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周礼·天官》的记载中，有周朝的宫廷王公贵族食用鱼、螺、蛤蜊等海鲜食品，以及用海鲜类食材作周天子祭祀用品的记录。这些历史记录表明，我国古人早就懂得捕捞海鲜，有食用海鲜的传统。就像中原地区的农民依赖农耕生存一样，沿海地区的渔民也“靠海吃海”。

    春秋战国时的齐国东临渤海，借助“边海”的地理条件，通过晒盐和打鱼来充实本国的资源，打下了经济基础，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兴渔盐之利，齐以富强。”利用海洋资源无疑是齐国成为富庶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创航海史上之奇迹

    我国古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航海史，创造过航海奇迹。

    殷商时期，王朝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朝廷不仅有车兵、步兵、骑兵，还有舟兵。《史记》中记载，周武王曾下令掌管舟楫的官员集结船只，运送军队东征。这大概是史书中见于记载的最早水师了。

    《论语》中曾记载过孔子对弟子说的话：“趁桴浮于海。”所谓“桴”就是用木头或竹子编成的筏。可见桴在当时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不仅可以用于渡河，甚至还能用来渡海。

    春秋时越国和吴国都位于现在江浙沿海地区，《越绝书》中称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吴国更是“不能一日无舟楫之用”。可见当时人们建造和驾驶海船之技能。

    秦始皇曾多次派遣徐福东渡，寻找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无论是求仙问道还是探寻其他民族的足迹，都证明了统治阶级海洋意识的形成。而徐福的跨海东渡，则可以说是古代远洋航行的一次壮举。

    唐宋时代，由于海上罗盘的发明，航迹推算和天文定位等技术的出现，官方和民间的航海足迹已可远达印尼群岛、印度、阿拉伯，以至东非的许多国家。南宋通过海上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为了对海上贸易进行有效管理，将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作为贸易和船舶停靠的重要港口，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贸易的航运机构“市舶司”。

    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郑和率领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28年间7次纵横于南海和印度洋上，最远达到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其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在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写下了世界航海史上辉煌的一页。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