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中)杨承宗(右)参加中科大校庆。 (图片由作者提供) |
□ 严慧英
在法国,杨承宗师从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攻研放射化学前沿课题,深得这位小居里夫人的赏识和器重。1951年6月,他顺利通过了小居里夫人主持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像1933年老居里夫人评价郑大章的博士论文“最优级”一样,小居里夫人对杨承宗的博士论文评价也是“最优级”。居里夫人实验室的学者们为杨承宗举行祝贺酒会,他们用平底烧杯盛满香槟,互相碰杯。此时的杨承宗踌躇满志,已下定决心放弃法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科学建设事业。只是他心中还有一谜团尚未解开。他不知道5年前,为何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会亲自写信邀请他来居里夫人实验室学习。他自己并未申请,而且他相信以自己当年的资历和名气也不至于吸引小居里夫人的眼球。他将盛着香槟的平底烧杯碰向导师的烧杯,寻求答案。而小居里夫人却笑而不答。
多年以后,杨承宗在中国科技大学看到了当年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写给严济慈的信,这才知道,原来是我爷爷写信向小居里夫人推荐的杨承宗。然而,爷爷从来没有对杨承宗提起过这推荐之事。于是,杨承宗亲笔翻译了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的信作为珍藏,并在我爷爷去世后,写了《高山仰止》一文追述往事。这一段科学家之间的珍贵情谊才走进我们的视野。
原来,早在1936年秋,随着镭学研究所迁至上海不久的杨承宗,曾专门赴北平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中法庚款留学考试,评选委员会的中方主任就是我爷爷严济慈。杨承宗考试成绩名列第一,但遗憾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成行。爷爷对此事一直牵挂于心,抗战胜利后,他马上写信给熟识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推荐杨承宗赴法深造。同时,爷爷还专门写信给当时正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的钱三强,让他当面向小居里夫人详细介绍杨承宗的事迹。所以,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不仅欣然接受杨承宗作为自己的学生,而且在还没有见到杨承宗时就已对他充满了好感,她特别赞赏杨承宗在敌占区坚守科研的顽强精神。因为约里奥-居里夫妇在法国沦陷时,他们都是反对纳粹侵略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
1951年,杨承宗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年近60的爷爷披挂上阵,亲自为科大的学生讲授力学和物理,接着又出任中科大副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年富力强的杨承宗则出任科大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为该系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们俩都把中国科技大学看作自己的生命,珍若掌上明珠。
1969年,杨承宗随中国科技大学迁校到合肥。1980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渴望入学“补课”,此时身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杨承宗,看到科大在合肥的师资尚有潜力可挖,提议创办“合肥联合大学”。由于他的推动和努力,合肥联合大学在一无资金、二无校舍、三无专业师资队伍的情况下,拔地而起,由此改变了许多有志青年的命运,为安徽人民干了一件大好事。后来,合肥联合大学为纪念杨承宗这位首任校长的建校功勋,建立了一尊塑像,可见其受爱戴之深。
1981年10月,爷爷赴合肥商讨中科大的工作。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百忙之中仍不忘到杨承宗创办的合肥联合大学参观座谈,以示赞赏和支持。所以杨承宗先生说:“细雨润无声。先生从来不轻易表态,从不颐指气使,从不高谈阔论,也从不放弃已定的主张。有严先生在前,我觉人生如登山,虽则道路崎岖,然而前有明确目的,后有巨大支持,令我颇有不虚此生之感。”(见《高山仰止》)
杨承宗先生的儿子杨家建说:“我的父亲杨承宗先生是在1934年有幸相识严先生,是严先生指引下他走上放射化学之路,是严先生推荐我的父亲到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屈指算来,杨承宗先生的人生大半,60多年一直在严先生的指导下工作。我父亲从法国回国后曾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这一切都是源于严济慈先生恩师指导,人生道路指引。”是的,爷爷与杨承宗六十多年的交往是一段科学家的情谊佳话。先行者为后学引路,后学者以成就予先行者欣慰和荣耀。爷爷和杨承宗惺惺相惜,都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在科学的道路上相互支持,各有贡献。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寿。”仁者寿,爷爷96岁谢世,杨承宗更是以百岁之寿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他们两人都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踏实的优良品德,做事求真务实,做人坦诚朴实,一如细雨润物无声。是以寿高而明智,深受人们爱戴。
致谢:杨家翔、杨家建、远泽清三位先生为本文提供了大量资料,特此感谢!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