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曾造访波兰，抵达的第一站是克拉科夫，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欧洲古城。那里的维耶利奇卡盐矿十分著名，其中布满了各种盐雕，包括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以及诸多世界名画的形象，而且这些盐雕不是专业艺术家所为，全都出自普通矿工之手。距克拉科夫西南60千米的奥斯维辛，是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痛苦噩梦，二战期间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辛德勒的名单》就曾在此拍摄。而提及犹太人，提及克拉科夫，就不能不提到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于2006年长眠于克拉科夫。

    莱姆不仅属于波兰，而且属于世界。当我们谈到他的世界性时，往往会列举出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并行销数千万册等数据，事实上除此之外例证还有很多。早年间英语系科幻界相对封闭，据称只承认两位非英语系科幻作家，一位是日本的小松左京，一位就是波兰的莱姆。而在冷战时期，莱姆的作品竟为东西方阵营同时接纳，说起来也算是难能可贵。

    从对莱姆作品的影视改编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世界性。1961年问世的《索拉里斯星》曾两度被搬上银幕——1972年苏联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摄过《索拉里斯星》，影片被誉为与《2001：太空奥德赛》齐名的科幻佳作，据说它对生命无序状态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亚力克斯·嘉兰的《湮灭》；2002年詹姆斯·卡梅隆参与监制、美国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再次执导了《索拉里斯星》，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诠释了莱姆的思想。而借鉴了莱姆同名作品的《未来学大会》则是由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在2013年完成的。莱姆作品的世界性由此可见一斑。

    今年是莱姆诞辰一百周年。9月16日在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波兰之夜——开启莱姆之年，飞向科幻世界”活动中，我粗浅地分析了莱姆的作品能为不同文化所接受和认同的原因。事实上这与莱姆的创作目的有关。莱姆关心的不是具体的技术发展，而是一些更为基本的“软问题”。他可以写技术，但那不是他真正的目的，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莱姆关心的是一些科学伦理问题——如果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将会如何应对，人类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或者换一种情况，与人类科技发展无关，而是突然出现一种难以解释的科学现象，那么我们的判断、情感和应对方式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一般来说，不同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文化环境有可能不同，技术发展的水平也有可能不同，甚至对于科技本身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科技发展造成的变化对人类情感的强烈冲击。这就是莱姆作品能够引起所有人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

    《索拉里斯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作品。其中所描述的神秘云海，实际上就是作者在展现一种极端化的非理性状态，而这一奇特客体最后竟导致理性者也变得不再理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开始主人公曾以非凡的理性对待之，但在经历多次徒劳的反复之后，他逐渐开始受到情感的左右，这时他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决断、如何取舍，其实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共同问题。当我们看到相关人物已在怀疑自己的真实性时——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我是不是真实的？我是谁？等等——在我们的脑海里无疑会清晰地浮现出中国古代的一个意象，即所谓“庄周梦蝶”——究竟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

    在华沙与波兰文学家协会华沙分会主席马莱克·瓦夫什凯维奇交流时，他听闻中国作家和读者喜欢莱姆后非常感慨，因为有些波兰年轻人都不再记得莱姆。同时他也介绍说，后来波兰没再出现过这样著名的科幻大家，但有一些不错的奇幻作家。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也可探讨。事实上莱姆的出现，应该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多年来基于文化传统加之深受苏联影响，东欧国家一致崇尚技术至上；而莱姆因其个人经历，又对科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刻意为这些作品包裹上了一层科技的外壳。其实莱姆的内心，也许并不是真要反映科技发展本身，而是要描绘科技现象与变化对人心态的影响。是以在莱姆的作品中，经常会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哲学命题，以此来探讨生命、情感与理性。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