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娃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对帮助、指导我进步的大队领导尤其是技术人员,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仍然保持当初的纯朴、谦逊,或者说,还像刚出道时一样幼稚、单纯。那是一个讲政治觉悟、讲谁更进步的年代,而我出身下中农,祖祖辈辈家里没出过一个当官的人,头脑中根本没有钻营当官的念头,对政治既不敏感也无兴趣,这就决定了我很难“进步”。
由于我工作积极,支部领导有意培养我入党,并让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记得是1954年的某一天,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上报到总支审议时,却遭到一位同行总支委员的坚决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我的思想还不成熟,有骄傲自满情绪。后来,支部又多次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都因这位总支委员坚决反对而卡壳。之后,此人反对的理由又增加了两条:一是说我不积极靠拢组织,几乎没有向党组织反映过什么情况;二是反映我阶级觉悟不高,和一旧社会留下的技术人员打得火热。
这后一条最要命,但也是实情。萍乡煤矿留用的旧社会人员很多,我和他们关系都不错,从不因为他们“出身不好”而对他们有歧视心理。说我和他们“打得火热”,也不算夸张。
一开始,我曾为入党的问题找过当时的党委书记刘增荣诉苦,刘书记先赞扬了一番我的工作和品德,然后说道:“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有些话你不要听。在我看来,现在这个时候,正需要团结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让他们与我们一道建设新中国。这些同志信任你,你一方面可以向他们学到很多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团结他们把工作做好。当前,我们队里最缺的就是他们这些大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在我看来,你目前不入党比入党更能发挥作用。”
听了刘书记的话,我心里暖洋洋的,深受鼓舞,也就没把入不了党这件事再放在心里。按照他的指示,我继续和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搞好关系,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如留德回国的地质工程师苏志异、统计专家胡毅生、会计学家林世英、经济师冯连理等,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不少教导。我像海绵吸水一样,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各种知识营养,不断地充实自己。
可惜,刘书记不久就调到北京去了。这些老知识分子也相继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但他们对我的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我从来没有因为与他们关系密切妨碍了我的进步而后悔过,即使后来他们被打成了“右派”或“反革命”,见了面后,我仍然保持着对他们长辈般的尊敬。
在那个年代,跟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士保持友善关系,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为什么会跟他们“划不清”界限呢?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待同事,我头脑中很少有“新”与“旧”的意识,在我眼里,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我为什么要歧视他们?
其次,他们确实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和他们谈得来,有共同爱好。我一向敬佩能人、敬畏知识,平时只想着多向有学问的人学习,哪还敢对他们有半分歧视、排斥之心?
第三,我们苏家有扶助弱小的传统,潜意识中,我对弱者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同情与扶助心理。他们可能是技术上的强者,却是生活中的弱者,其权益、尊严毫无保障,我忍不住想对他们好一点,能帮就帮一把。
只是这样一来,我难免要被那些“政治觉悟高”的人想象成“近墨者黑”了。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始终被拒之于党外的主要原因。
一个和我同时参加工作、后来当上大队党委书记的同事曾这样评价我:“我很了解老苏,他能力很强,技术很好,就是觉悟低点,是可以利用但不可以重用的技术干部。”
幸好,我的“上进心”不强,也乐于被“利用”,而当时的大队长史殿明是个重能力、轻“觉悟”的人,对我很信任也很支持,有关探矿工程方面的工作都大胆交托给我,给了我大量成长和锻炼的机会。我也为他争了脸,解决了队里不少技术难题。128钻探队在探矿工程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了省地质局和国家地质部很高的评价,这其中就有我付出的心血,如全国组织攻关的10个课题,我就参加了喀斯特地层钻井工艺、提高南方薄煤田钻进质量工艺和小口井钻井工艺调研等3项工作。
现在看来,在那个年代,受“左”的影响,“骄傲自满”“进步”“觉悟”等概念的真实含义都被曲解,值得认真反思。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