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C·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自然科学和卫生健康科学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此之小？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科学研究成果，包括健康卫生成果，而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物理的”人类社会，但是对于公众精神世界的影响则要小一些，甚至有些微乎其微。比如说，在新冠疫情蔓延的过程中，众多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针对病毒进行研究，以期开发出能够抑制疾病蔓延的疫苗和有效疗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与疾病和健康相关的科普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很多流言、谣言和伪科学也趁机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蔓延开来，甚至有人将这种情形称之为“信息疫情”。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个人浅见是我们的科普做得还不够，我们尚未在全社会形成科学文化。或者用伯纳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科学人”的退位，即科学战败的原因是科学家离开了科学普及阵地。

    当然，从科普发展史的角度或者说科研与科普结合的视角来看，科研人员在科普实践方面存在着“合-分-合”的趋势，但是总体而言，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达到与科学研究平起平坐的状态。令人欣喜的是，科学界日益认识到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并且不断地呼吁和敦促科学家参与到与公众的互动中，从而为科学研究获得更多的公众“合法性”，或者说这是在敦促“科学人”的回归。

    从其本质上来说，科学普及是科学研究本身的价值回归，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到科学普及之中是对科学研究社会影响的一种正反馈，更是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责任及义务的回应。而科学家则是科学普及的“第一发球员”，更应该是科学普及的“源头活水”。

    与此同时，在呼吁“科学人”的回归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科学家做科普时面临的“四不”窘态，即不愿做科普，不屑做科普，不敢做科普，以及不擅长做科普。有科学家将前三种窘态视为认识问题，而后一种则是能力问题。诚然，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打破这些窘态，为科学家参与科学工作营造友善、和谐的氛围和环境。比如将科普内容作为科研项目的考核指标，以及科学家职称晋升的“加分项”；把对科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改善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搭建科学家在热点话题和事件中敢于发声、愿意发声的平台；以及为科学家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让科学家更好地掌握开展科学普及的方式方法，从而提升科学普及的质量和效率。

    不过，在“科学人”回归之后，我们还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脱离开科学知识去空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等，但是如果科学普及仅仅着眼于既有的或者说取得共识的知识的话，那么这距离科学普及欲实现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用伯纳姆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因为“强调方法是对科学普及的一个帮助，因为它能使公众不必去执行困难的数学运算和记住多得可怕的大量事实，而无可争辩地掌握真正的科学。”正如德雷斯勒在1907年所表示的那样，只要还缺少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习惯，教育就不能停止。这也恰恰表明了科学普及重在方法和精神的传播与普及。

    在贯彻“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的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重要论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人”回归，回归到科学普及的工作中来，回归到把科学带到公众之中的“传统”，回归到让普通公众也能体会、欣赏科学之美的状态中，从而实现“美美与共”，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奠定广泛的科学基础。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