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28队在研发野生植物碱液处理泥浆的过程中，有一位叫霍墨林的技术员，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为这项创新技术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霍墨林是比我晚一届的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的同学，但比我年纪大。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技术部门任过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于害怕先是隐瞒了这段历史，后来，迫于压力，主动向组织坦白交代。

    由于主动坦白交代清楚，又没有什么罪恶，因此，组织上没有对他作处理，但取消了他的干部资格，把他降为三级工，让他仍留在队上工作。

    霍墨林一直在128队工程科工作，他一门心思钻研技术，整天和我们一道搞泥浆测试，是处理一线生产技术问题的一把好手。他为人处世十分低调，长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我的印象中，128队几乎没有人对他有政治歧视，大家都很尊重他的为人，敬佩他的技术。霍墨林自己也很自觉，一天到晚就是干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从不乱讲一句话。他不但工作认真负责，而且技术上颇有创见，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研究如何提高泥浆处理技术上。他的泥浆处理技术堪称一流，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28队不管是哪一台钻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地层钻进，不论泥浆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他只要一赶到现场，马上就手到“病”除。因此，我们大家都离不开他，也非常信任他，尊称他为“泥浆技术员”。

    霍墨林和我的关系很好，我俩曾合住一间小房。他家子女多，生活负担很重，靠他每月三十几块钱的基本工资根本不够用。我有心帮他一把，便在考勤时多给他报几天野外出勤天数，这样他就可以多拿一些野外补贴了。

    不料，这件事被我们科长发现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自知做得不对，赶紧自我检讨，不希望把事情闹大殃及霍墨林。幸亏科长自己也想多报一点野外津贴——那是一笔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糊涂账，当时的大队长又很信任我，科长也就没有再追究我的责任。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霍墨林由于身份“特殊”，很多待遇都不能享受，比如一年到头都没有探亲假，因而无力照顾留在老家的老母亲。1960年，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他远在家乡的母亲因吃不饱饭，加上疾病缠身，不幸去世。闻此噩耗，霍墨林大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母亲死后的第二年便提出辞职回家。临行前，霍墨林专程来向我辞别，并把他那些年来钻研泥浆处理技术所记的所有笔记本都送给了我。

    我劝霍墨林不要离开128队，不要就这样失去一份好好的固定的工作。他对我说：“小苏，你是一个好人，但你还年轻，还不完全懂得世事。为了你好，请你今后一定要忘掉我，更不要在别人面前谈起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那时确实不懂世事，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一脸愕然。

    霍墨林连通信地址都没留给我，就离开了大队，此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霍墨林后来怎么样？失去了工作，他一家人又将如何生活？拨乱反正后，他的命运有了改变吗？这些是我们两人分别后我一直都牵挂的问题，但自己却无法找到答案。

    每次打开霍墨林送给我的那些珍贵的笔记本，霍墨林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对钻探事业的无比热爱、对技术工作的刻苦钻研、对破解问题的孜孜不倦，无时无刻都在感召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与此同时，分别时他那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凄苦、无望的眼神，又会深深地刺痛我的心，令人悲伤，让人感慨。

    虽然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霍墨林，但常常会感恩他给予过我的帮助，衷心地祝愿他及其家人平安、幸福、健康。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