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毕业后，我和同学们被分配到各个钻机实习。领导告诉我们，实习只是暂时的，将根据我们的表现随时另行安排工作。

    当时，萍乡煤矿是江南的唯一大矿，中南大区集中了当时区内各矿区各个国家在中国进行勘探时所留下的设备，全队共开了5台钻机，但机型不一，有日本产的蒸汽钻，美国产的汽油钻，苏联产的柴油钻，还有德国产的电力钻。除机长、班长和个别技术骨干外，工人都是从井下采煤工人中补充而来，可以说，当时的设备、技术、人才基础都非常薄弱。

    地质勘测用的是日本人测绘的地图，勘探工具只有测方位倾角的罗盘、敲岩石的铁锤和看化石及岩石粒度的放大镜三大件。江西省的第一条测绘基准导线，就是我们用这些原始的工具，加上唯一一台老矿留下的经纬仪，用手工测量建立起来的。我们最不缺的是干劲和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我和罗健刚、罗克平、刘立均4人被分到二号钻机，机长姓王，钻机是从焦作调来的一台苏式KAM-500。让我想不到的是，我刚到二号机不久，就从一场钻井事故中过早地见识了社会的险恶和人性的丑陋。

    我的班长叫刘春秋，为人随和，淳厚善良，是从大冶技工学校分配来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却像大哥哥一样关照我们。因为我的脑袋比较大，他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大脑壳”，并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什么“头大耳朵宽，长大好做官”，笑我还是个没长大的娃娃。

    有一天，我们的钻机钻到地下约30米处时，突然钻到了一块板子，导致钻孔报废。这意味着前面的工作都白干了，生产进度还将受到严重影响。王机长向上级举报说，板子是刘春秋班长丢下去的。很快，刘班长就被公安人员抓走了，罪名是“破坏生产”。

    看到一个像哥哥一样朝夕相处的同事被铐走，我吓得战战兢兢，半天回不过神来。但是，我不相信刘班长会“破坏生产”，他那么积极上进，那么热情助人，怎么可能会干这种坏事呢？再说，这样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他干的，只好把疑惑埋在心里。

    过了几天，另一位经验丰富的班长跟我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板子有可能是第一次下井口管时插下去的，钻机打了几米后，钻孔出现了漏水，把井口管拔出来再放下时导致板子松动，再下钻几次后，板子最后倾倒了，从而造成了钻孔报废。”

    我觉得他的分析很有道理，因此，在开新钻孔时，我特意进行了验证，证实了他的推断完全成立。于是，我马上找到王机长，讲了那位班长的推断以及我的验证经过，想请他为刘班长昭雪冤情。不料，王机长训斥道：“小家伙！你懂什么？莫管闲事！”我不服气，想把那位班长叫来当面作证，谁知他却一口回绝了。

    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大困惑。我想不通，那位班长为何拒绝为刘班长求情，眼睁睁看着他蒙冤遭受牢狱之灾？王机长又为什么要举报刘班长，在明知可以辩明冤情的情况下却不肯帮刘班长的忙？

    直到多年后，我阅世渐深，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那是因为他们的私心在作怪啊！出了重大生产事故，就得有人负责，倘若不是人为破坏的原因话，第一责任人自然是王机长。在是由自己来担责还是卸责于他人之间，王机长没有守住道德底线。而那位班长拒绝作证，原因也很简单：怕得罪王机长，想明哲保身。

    “文革”期间，刘春秋曾来队里伸冤，要求平反。他虽坐牢时间不长，出来后又找到了新工作，却不愿意一辈子背口“黑锅”。但是，因为王机长早已调走，那个知情的班长又升迁离队，队里的老领导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自顾不暇，新领导以对情况一无所知为由，任由刘春秋不停哭诉，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我这个知情者当时也自身难保，只能陪着他暗自流泪，爱莫能助。

    刘春秋申诉无果，黯然离去。临走时，我走近他，叫了一声“刘大哥”。他凝神看我，认出我来，说了一声：“这不是大脑壳吗，当工程师了吧？”我苦笑了一声，两人就此分别。

    望着刘大哥落寞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自私。虽然我知道刘班长是冤枉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空气下，我同样只求自保，也不敢站出来帮他说话，更没有勇气替他鸣冤叫屈。和害怕担责的王机长、不肯相助的那位班长相比，我其实也没高尚多少，我又凭什么看不惯他们的所做所为呢？

    从此，我对人性的弱点有了切肤的体会，对别人也就宽容了许多。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