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政府机关和各类专业技术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了，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能看见招生广告。

    1951年下半年，我看到一则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所学专业是地质勘探。其时，我对“地质勘探”还没有概念，但是感觉“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这个牌子好大、好响亮，顿时动了心。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三天后，参加考试，没想到我居然被录取了。

    我很高兴，同时也有点担心，不知道家里人是否同意我去外地读书。临出发的头一天，我才回到家里，告诉母亲我考取了干校的消息，还告诉她，明天晚上我就要乘火车北上赴校就读。

    母亲一听，眼泪哗哗地流，难过得不能自已。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是怕我年纪小，到外地读书，远离家人照顾，难免要吃苦。其实，想到要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我也很难过；但是，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亲人的羽翼之下。母亲流着泪问：“儿啊！是不是因为家里穷，供不起你读书，你才要去读那个什么干校？”

    为减轻家里经济负担是我的考虑因素之一，但主要还是想“飞”出家乡，走向广阔天地。我不知该如何跟母亲解释，越解释心里只会越难过，于是，干脆硬起心肠，告别母亲，回到了学校。

    当晚，班主任向老师召集全班同学，由他出钱照了一张全班欢送我的照片。这张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每次拿出来，目睹那一张张青春朝气的脸，都会百感交集。是啊！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但精神生活是多么丰富啊！

    第二天，受母亲委派，大哥、二哥来校向我了解干校情况。我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那所干校在北方，学的是技术，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大哥、二哥说：“你要去读书，这是好事情，妈妈也不会拦你，只是担心你，舍不得你走。”我一听，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了，哽咽道：“我知道！”

    中午，两位哥哥请我在小店吃了一顿便饭。大哥在旧货摊上给我买了一件旧棉大衣，很厚实，说是北方冷，用得着。二哥给我买了一个旧脸盆，这也是不可缺少的日用具。我知道大哥、二哥都没钱，能给我买这些，已经用了十分力气了！这浓浓的兄弟情不仅温暖着我的心，也是支持我勇敢前行的动力！

    我刚来大麓中学时，大姐把她陪嫁的一条棉毯借给了我。现在要远行，我就请两个哥哥将棉毯带回去还给她。大哥说：“不用还了，你在外面也用得上。”二哥说：“大姐听说你要去外地读书，正难过不能来送你，要是将毯子带回去，还不知她该怎样埋怨我们呢！”

    我知道大姐对我的感情，就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带着哥哥姐姐们给我的三件礼物以及随身衣物，离开了家乡，独立去闯自己的路了。

    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位于当时的中原省焦作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市，那是一所部属干部培训学校，时任校长由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新兼任。学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刚从全国煤、电、石油企业接收过来的中高级技术干部，来此进行思想改造；有准备转业到企业的稍具文化知识的解放军中下级军官，来此进行基础业务培训；还有我们这些从学校和社会上招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办学就是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快速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

    旧中国有一批世界级的地质专家，如李四光、黄汲清、翁文灏等，但基层地质技术人员几乎是空白，探矿方面的技术人才则几乎没有。我们这批学员全部安排学习地质勘探，按未来的基层地质技术人员进行培养。所学课程五花八门，专业课主要有地质和探矿工程两大类。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地质，文化程度较低的学探矿工程；我初中未毕业，属文化程度较低的，被分配学探矿工程。

    学员实行供给制，食宿衣被全包，每月还发七万元（相当于新币七元）零用钱。我是穷怕了的人家出身，平时就没有用牙刷、牙膏和肥皂的习惯，更不敢吃零食，视七万元的收入如珍宝，每月都给妈妈寄去五万元。后来，我听说，母亲第一次收到我寄去的五万元钱时，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得我这个儿子出息了，竟然也能赚钱了！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紧张，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做操，七点早餐，上、下午各四节课，每周考试一次，只有周六下午四点以后可以出校门，但晚上八点以前必须返校，周日也安排有活动。我很快适应了学校生活，而且成绩很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是优等。

    正当我如海绵吸水般学习知识，又收到一个喜讯：我被批准入团了！心里由此平添一份使命感，学习劲头更加旺盛。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