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钱学森刚刚步入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殿堂，他就将完成的科学论文《A Method for Predicting the Compressibility Burble》（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从美国寄回祖国，发表在《成都航空研究所学术研究报告》（1940年第2号）上，钱学森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1940年至1945年，钱学森受聘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这是他在国内任职的第一个头衔。2008年钱学森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写信寄语四川省什邡市方亭四小少先队员要敢于探索科学奥秘。

    在钱学森的百年人生中与四川和川籍人士建立了难忘的情缘，佳话流传。钱学森生前关注过发生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的科学事件和新生事物；热心支持四川科学技术界的工作。为了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我们系统追寻了钱学森与四川和川籍人士的感人故事。

    1950年7月，钱学森一家归国受阻，遭到美国的无理拘捕，成都国立四川大学、私立华西大学、省立高级工业及农业等职业学校的教授文藻清、范亚人、王道容以及科学技术界人士48人，于10月8日集会座谈，决议在科学技术界发起签名运动，向全世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无耻暴行。

    钱学森是公认的“中国系统工程之父”。1978年，他来四川绵阳视察指导国防工程，在阴冷潮湿的川西一住就是20多天，在成都吹响系统工程在中国的进军号的同时，也会在休息时间饶有兴趣地去看一场地道的川剧；他在西昌卫星基地建设现场主持现场交流推进工作会议，结束后，从西昌返回成都途中，应四川省领导邀请，挽起裤脚，徒步登上峨眉山，走进农家院坝，游览四川风光。这些都表明了他对巴蜀文明的了解和热爱，表明了他对巴蜀人民深情厚谊。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四川是我国国防三线基地建设的重要地区。钱学森亲自规划、选定技术路线、主持论证决策、组织协调，在四川绵阳建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基地，历时十几个年头，他称赞“绵阳是个出名的城市”；钱学森参与论证决策、组织协调西昌航天发射中心的建设，参与论证决策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选址建设等等。这些国防工程，至今仍是四川的闪亮名片，也是钱学森和先辈们屹立于巴蜀大地的丰碑。

    钱学森晚年还在关心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城市划归建设，他发出“攀枝花市能建成为一座山水城市吗？”的热切呼唤。

    80年以来，钱学森多次致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人才开发研究所查有梁，殷切期望和热心支持他大胆创新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钱学森与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20多年坚持不懈交流探讨哲学和人体科学的创建，两位老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学术界成为一段美谈。

    钱学森说，“我们要把理论和实际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形式，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钱学森的一位朋友送他一幅《咏竹》的条幅：“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这就是对钱学森先生高尚品德的生动写照。

    1980年3月，在中国科协“二大”期间，钱学森专门接见四川省的代表——《科普学初探》一文的作者周孟璞和曾启治等。鼓励他们要“把科普工作当作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此后，十几年持续指导他们建立“科普学”。钱学森在国防科委的办公室里，多次约见四川省的主要领导和科技人员、科技出版社和科技期刊的普通编辑，在家里接见科普作家等故事十分感人。钱学森力推张光鉴创建“相似论”，指示五机部领导：“希望五机部继续把这项工作抓下去。”鼎力支持张光鉴关于思维科学研究。

    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事业是一个需要年轻人的事业，应该不断向青年人介绍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他乐观勤奋，豁达开朗，有幽默感。这使得他很容易接近，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尊重青年人，决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虚心向青年人求教，敢于向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热情鼓励和支持马华孝、吴廷嘉、陈德敏、张可等四川青年科技人才奋发进取的故事令人感动。

    钱学森支持鼓励四川学人的故事，折射出科学家“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奋斗精神和高贵品格。如今，斯人已逝，钱学森以自己的言行，为国人树立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风范。

    （作者系高级工程师，成都市老科协理事，四川省宇航科技发展研究会科普专家，钱学森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