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美国植物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发表了一篇特邀论文，奈斯比特和舍费尔以《科学传播未来路在何方？大有作为的前景与挥之不去的干扰》为题，探讨了科学传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虽然本文发表于10年前，而且如今的科学传播研究现状和面临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细读该文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为此，笔者将利用该文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其他文献用几期专栏的篇幅对相关话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

    从公众科学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一种盛行的观念就是，无知是有关科学的争议发生的根源，所以就需要告知公众相关的科学，实际上这是一个知识传输的过程。每当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出现分歧之后，更多的责备会聚焦于公众科学素养不足，高质量科学报道的缺失以及明星科学家的缺位等等。而这种责难背后的逻辑在于知识或者事实会在遇到争议时进行“自我辩护”，而且所有的公众都会用类似的方式对这些事实进行解读。

    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首先，科学知识的多寡与科学素养的高低并非直接的线性关系，进而科学素养仅仅是影响公众在某些争议性科学话题的态度上的一种因素，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其次，公民对科学信息的解读方式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影响公众认知科学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他们的价值倾向，既有知识、教育背景等等。同时无论被传播扩散的信息多么精确，目标受众的理解多么到位，有关科学的决策也脱离不开价值观、政治情境、成本、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科学传播就不仅仅聚焦于知识的传递，而是要考虑多种因素，否则科学素养就可能既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也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认知的角度说，公众都是认知上的“吝啬鬼”。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有过类似的阐述，也就是说人们会采用认知捷径和各种启发法来处理信息。比如人们会选择相信那些他们信任的科学家的言论和看法，他们会将这种信任引入到自己所做的各种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之中，实际上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懒惰”。

    意识到上述问题的科学传播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就有必要对公众科学传播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同时将这种理论见解融入到科学传播的实践之中。有效的科学传播需要把某个科学话题与公众已经珍视的或置于优先考虑之中的东西结合起来，或者传递他们与公众的相关性。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在于科学传播的受众中心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没有更好地理解受众将如何过滤或阐释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以及考虑他们的价值体系和其他因素之前，就只是一味地把越来越多的信息放到他们面前，那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资源和时间的一种浪费。

    另外，公众科学传播需要扩大受众面，仅仅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不够。有研究显示，围绕着公众科学传播领域的是那些已然对科学感兴趣的人，那么长此以往导致的后果就是，某些群体会出现科学内容的过饱和，而另外的群体在这些内容的触达率方面却成为一片洼地，这会进一步扩大二者之间的差距。因而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工具来触达那些被公众科学传播“忽视”的群体，这实际上也不符合公众科学传播的伦理需求。当然在这方面还有必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比如近年来网络上兴起的一大批网络科普达人，他们成为了衔接起科学内容与受众之间的桥梁。

    就公众科学传播的迷思本身来说，其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科学知识的多寡，也在于受众是否在这种传播中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他们身后所隐匿的各种因素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考虑，等等。如果仅仅把这种迷思看作是公众的无知，并且致力于用科学知识去解决这种无知，那么实际上很多人忽略了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家本身的传播行为也可能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因而在强调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科研人员从事科学传播的问题。因为公众科学传播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缺失模型所声称的公众端，而且也存在于公众科学传播的内容生产端。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