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以前，“共产党”在我心里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但神秘之中似乎也有着一丝半缕的联系。因为，父亲曾经跟我说过，1930年，工农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他给红军抬过伤兵。他还跟我讲，我的一个叔叔就是在那一年跟红军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我们家的人并不热衷于当兵，惟一一个当了兵的，当的就是红军，这对我的心理自然会产生某种倾向性影响。

    自1948年底开始接触家乡地下党组织的谭颂德兄弟后，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觉得他们原来是跟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普通中也有不普通之处，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都跟普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谭氏兄弟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共产党的书籍，我读的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随后又读了《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等作品，似懂非懂，只是感到新奇。

    顺带说一下。巧的是，1985年，我从江西调回长沙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湖南省委党校遇见了谭颂德。谈及旧事，方知当年我父亲加入的慈善堂谭姓堂主就是他的父亲。长沙和平解放后，谭颂德随大军南下了；土改时，他的父亲也受到了冲击。我巧遇他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

    我最早接触谭颂德兄弟时，时值淮海战役战犹酣，在我就读的英才小学，每天都有各种战事小道消息流传。大家都说，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长沙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情——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可见其颓势已是众所周知！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败势更是一目了然。在谭氏兄弟的鼓动下，我和学校的一些少年成立了“迎解放学生小组”，并荣幸地被选为当地英才、执中两个最大、最有名气小学的学生会主席。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1日，我们学界在长沙县榔梨镇陶公庙举行了盛大的迎解放大会，作为学生会主席，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第二天，我们英才、执中两所学校组织的腰鼓队在市内游行，大家兴奋地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军入城。从此，我的思想融入了拥护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热潮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于我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发自内心的呼声，没有任何疑问。

    长沙解放的那一年，我正好高小毕业，因家境困难，无力继续上中学，只得回家从事农业劳动。但是，我对学习的热情、对知识的渴望并没有丝毫减退，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去胡二公家，学习《论语》《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传统知识。同时，我还拼命自学新知识，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现在想来，我当时新旧知识一起学，可能潜意识里认为新旧时代是一种延续，而不是一种割裂，这也可能是我后来对割裂文化历史的社会现象不那么感冒的原因吧！

    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新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如户籍登记、减租减息宣传、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宣传《婚姻法》等。我是真心实意去做这些工作，并不是因为受他人的宣传鼓动而作为，更不是为了赶时髦，虽然每天忙个不停，但仍乐此不疲，其自觉与努力已达到忘我的程度。

    那时的我，充满青春朝气，浑身像个小火球，干劲十足，也很愿意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情感。15岁那年，我给《湖南大众报》积极投稿，发表了第一篇快板作品——《互助组把会开，一年计划早安排》，报导我们村成立农村互助组、安排全年生产计划、促进生产发展的事迹，并获得3万元稿费（相当于新币3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稿费，钱是次要的，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所带来的成就感、自豪感，更让我觉得珍贵。

    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投稿更加积极，接着又发表了《农民歌唱共产党》山歌组，后被收入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农民热爱党山歌》一书。该书出版后，我又获得稿费10万元（相当于新币10元）。

    随后，《湖南大众报》将我发展为特约通讯员，与我联系的记者姓谢，她约我见过一次面，鼓励我好好干。她还说，以我的潜质，将来很有希望成为专业记者。

    但是，我乐于务实的性格决定了我更倾向于做技术工作，因而最终没有走上当记者搞写作的道路。这对我来说，或许是件幸事，使我这样一个喜欢直言的人避免了今后历次政治风波给个人带来的冲击。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