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里，借新冠病毒搞污名化，看起来主要是政客所为，其用意和动机，不言而喻。我感到有点儿意外的是，英国《自然》杂志起初鼓捣过不恰当的言论，旋即又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马上停止借新冠病毒搞污名化”，同时就其曾将武汉和中国与病毒关联道歉，并表示愿为此承担责任。

    文章最后表态说，许多领导人希望听取专家的科学建议，并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以应对疫情、拯救生命。在用词上，我们的建议是明确的：大家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和减少污名化，不要把COVID-19与特定人群或特定地方联系起来，要强调病毒不会区别对待我们——大家都身处危险之中。

    有了这样的“认识”，窃以为，那真的算是“进步”了，应该点个赞！

    由此也联想到许多跟疾病相关的事情。

    借病原体搞污名化，或者说疾病的妖魔化，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美国著名外科医生舍温·努兰，曾撰文讲述过一个名叫莉亚的癫痫患者的遭遇。这个聪颖、美丽的女子从小到大不断地被人羞辱嘲笑，而且一再地为无知的“善心人士”所害。比如，学校里的修女就跟她说：“得了这种病，真是可怜，以后还会变成弱智。”受到这种“暗示”，莉亚一度真的感觉到自己变得迟钝呆滞了。多年以后做了手术并且完全康复之时，她回首当年的“黑暗岁月”仍用了这样的措辞：“我不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很病态，无法见人。”

    放眼我们的现实生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我约略记得年少时曾目睹过一次癫痫（俗称“羊癫疯”）患者发作，以及周边人们的反应；还有人们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以及病人自己的“姿态”。前几年，国内多个地方曾出现过“乙肝歧视”并打起了官司。而伴随着人们对某种疾病患者的误解、规避乃至歧视，往往还有患者自身或患者家属的难堪和负罪感。

    近几十年来最骇人、最致命也最犯忌讳的病，当属艾滋病。在导致艾滋病的元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真正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有许多猜测。有人把艾滋病称作潜伏型心理病态，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遗传上的基因缺陷。由于人们无法抛开可能干扰专业判断的个人情感，伦理学常常也会探讨治疗对象的有罪与无辜这样的问题。比如，假使一位艾滋病患者是因输血感染而得病，那么，相对于性行为或嗜用毒品而致病者，医生或护士对前者的治疗会有所不同吗？应不应当允许这种不同的治疗或提供治疗的不同态度？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从个人体验出发，对于把疾病妖魔化的做法和思考方式，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1977年，桑塔格患上了癌症，在作为门诊病人穿梭于美国和法国数家医院接受化疗期间，她发现她的那些病友看待癌症时都一致表露出“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并引以为耻。

    她后来写道：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更别提加诸于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了：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人是那些心理容易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

    在桑塔格看来，把疾病妖魔化（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或者说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一句话，病了何“罪”之有？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正是发现了癌症患者所蒙受的污名，桑塔格才动笔写下了两部著名的“小书”《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译本合为《疾病的隐喻》）。

    对疾病进行社会学思考有助于我们看到，不恰当的思考方式足以让一个人产生负罪感并且看上去像是某个人的错。

    眼下，新冠病毒仍在到处流窜。我想，人们一般都能理解，“沾”上新冠病毒不是自个的错，不必有心理负担，被隔离了也不“冤”。但明知已经染病上身，却依然没事儿人似的穿梭于公共场所，四下活动，那就有失厚道、该受谴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