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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发达国家，驻场艺术家计划相当普遍。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开展的驻场艺术家计划，目的是促进科技与艺术的互动交融。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尝试驻场艺术家计划，希望艺术家们为公共部门的创新作出特殊的贡献。

    事实上，政府部门的驻场艺术家并非新鲜事物。早在1977年，不拿报酬的女行为艺术家Mierle Laderman Ukeles就曾去纽约市卫生局担任驻场艺术家。她自称为“卫生维护艺术家”，搞了一个“触摸卫生项目”，其内容包括：她与纽约市8500名环卫工人一一握手，一边握手一边寒暄道：“谢谢您保持了纽约市的活力”；同时，她用照相机记录下了环卫工人的劳动景象。她是政府部门驻场艺术家的先驱。

    在她的榜样力量的鼓舞下，纽约市政府于2015年推出了“驻场公共艺术家计划”，希望艺术家们与各部门“协同工作，为应对紧迫的民生挑战提出和实施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除了纽约外，波士顿等多个城市也设立了类似的计划。

    设计这类计划的基本理念是：艺术家是富有创造力的解决问题者，他们能催生更具创意的环境。如果这个想法站得住脚，则安排艺术家进入公共部门就能导致更多的创新，激发更多的社会变革。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辩论创造力是与特定领域相联系的还是不受领域限制的。如果创造力与特定领域相联系，那么，一位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也许到了计算机领域就“歇菜”了；如果创造力不受领域限制，则艺术家就有可能将其创造力伸展到艺术创造以外的领域。

    关于创造力的游乐园理论（APT模型）认为，创造力分几个层次。第一层包括普适性的因素，比如较高的智商和较强的创造动机。第二层是较宽泛的主题领域，如艺术、科学、体育、创业等不同主题。第三层是较具体的范畴，比如音乐、视觉艺术、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在不同范畴表现出创造力需要拥有不同的技能。第四层是更具体的“微畴”，比如，有人专门研究诗歌中的俳句、戏剧中的莎士比亚、心理学中的认知心理学，等等。研究这么细的内容需要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技能。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驻场艺术家计划，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艺术家拥有的某些普遍性创造力要素是不受领域限制的，比如：艺术家善于适应陌生的环境；能够自主开展决策和创意产生；能较妥善地处理不确定性和不适感；愿意打破常规去创立新框架，等等。

    此外，有些与领域密切挂钩的创造力要素（如空间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公共演讲能力），其实也是可以跨领域转移的。于是，视觉艺术家可以对城市规划方案提出咨询意见，编舞者也可以同工程师一道共同设计公共交通系统，演员可以辅导律师提升口头表达能力，使之在法庭上更加雄辩。

    2015年，洛杉矶市政府任命口述史学者、艺术家Alan Nakagawa为该市的“创意催化师”，让他参与交通局的一项远景规划，该规划希望在2025年之前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的目标。中川参加了交通局的一系列会议，帮助交通局官员与公众进行了更充分有效的沟通，还与本地热心倡导安全的积极分子携手合作，努力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像洛杉矶这样的安排能够确保驻场艺术家计划同公共部门与公共政策的关切点联系得更紧，有助于解决公共部门想解决的问题。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三家合作建设了一个“艺术、创业与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专注于对公共部门用协同方式解决问题之行为实验（驻场艺术家计划属于这样的行为实验）所产生数据的详尽分析，希冀获得对实践更有指导意义的分析结果。

    这些行为实验还在进行之中，效果如何尚未见分晓。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驻场艺术家计划要想获得预想的双赢效果，艺术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双方都得越出原有的职业边界，扮演新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