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

    3. 创造自由宽松的创新环境。营造自由宽松、学术宽容的学术氛围。建立起允许失败、鼓励冒险的科研机制。坚决抵制各类学术腐败之风。现在各种人才计划数不胜数，许多青年人成天忙于写本子、找关系、戴帽子，申请项目、多写论文；评奖浮夸、造假、拉关系、“家族式”科研模式等风气蔓延；这些现状滋生了许多学术寻租和腐败。

    二是加强基础研究，建立可年度考核的国家财政固定增长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加，增速显著高于美、英、德、法、日等国。同时我国科技论文产出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2017年我国发表论文数和2008~2018的10年段论文被引用总次数均居世界第二位。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我们要看到我国基础研究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例如，论文虽多，高影响力论文占比低，篇均被引用次数仅10次，居世界第16位，显著低于美、英、德、法等第一梯队国家；在三大国际标准组织（ISO、IEC、ITU）中的标准必要专利拥有量排在世界第 11 位，该数量仅为美国的 4%。特别是，我国基础研究在R&D活动中比例也严重失衡。2018年我国仅为5.7%，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15%~25%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应建立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可年度考核的固定增长机制，确保基础研究获得长期稳定支持。力争在5~10年内，使基础研究占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要关注基础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阴”现象。注重从小单位、小人物和小项目中发现培养尖子人才。据有关资料分析，20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75%来自于不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小项目，诺贝尔奖得主也大都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不单是一种现象，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科技项目的支持中，要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我们的视野。几万元、十几万元的支持经费，有可能使他们步入科学殿堂，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家。

    三是推广深圳经验，实施大规模创新服务业振兴计划。

    多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去深圳。有一点印象深刻——高效发达的创新服务业成为深圳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曾在发达大城市发展的科技型企业，屡经曲折，最终选择落户深圳并得到高速发展。他们告诉我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深圳的政府更扁平化，创新者创业者更容易接触到市级领导，及时解决困难。另外，创新活动需要的各种材料器件、金融服务、咨询服务、信息资讯等都极大地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我也曾经参观过深圳市的创业投资、知识产权评价等服务机构，他们的高效服务让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更加畅通，效率更高。

    我以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创新服务业的极端重要性。国家和省市应当制定创新服务业振兴战略计划，将其放在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考虑，实现科技服务业的腾飞。

    四是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创新”就是不断突破科技前沿，“普及”就是让公众理解创新成果，使科技创新成为大众的财富，成为全社会的力量。当前，“一翼”——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和全民行动。而“另一翼”——科学普及，无论是在观念上、重视上、政策上均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如何改变一轻一重的现状？怎样从根本上解决？值得科技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深思。

    科学普及不仅要普及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弘扬科学精神。一个国家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我国科技发展就有明显缺口。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公众科学素质一般在10%以上。2000年美国的水平就已达到17%，而我国2018年才达到8.47%，与发达国家已经有不少差距。

    科普工作不能再耽误，要从校内校外两手抓，通过制定大计划、经费大投入推动科普工作。

    我们当前处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世界科学中心正有向东方转移的趋势。16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依次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转移。当今，美国仍然是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但世界已然处于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科技创新力量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未来20~30年内，北美、东亚、欧盟3个世界科技中心将鼎足而立，主导全球创新格局。中国正处于东亚，虽然还有日本、新加坡等竞争，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积极参与科技资源和优秀人才的全球化竞争，我们一定能成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