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为民

    文坛赛先生

    航天英雄杨利伟凯旋归来，在一次报告里说他中学时代，就喜欢早年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这种现代科学的宇宙观，虽然历来缺少评论界和文史学界应有的重视，却实在是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一再表现于郭沫若的早期创作里。

    在郭沫若的另一名篇《星空》中，不仅古代 “观星” 的表述和现代的天文知识交相辉映，还与“自我”即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融为一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科学宇宙观，为青年郭沫若带来了超常的审美快感。《星空》里多处洋溢着这样由衷的赞叹：

    “美哉!美哉!

    天体与我，

    不曾有今宵欢快……

    太空是只有闪烁的星和我。”

    读了这样的诗句，不难想象杨利伟遨游天宇的亲身体验。

    这里，诗人自我与宇宙天体达到了生存意识的高度契合，而又绝不是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

    郭沫若在《星空》里精确地描绘了一幅现代天文图景，并大量采用英文星座原名，读来就好像坐在现代“天象馆”里，能看到头上的夜幕在缓缓地转动，能够切身感受到宇宙天体生命的日夜运行。19世纪的“三大发现”，从根本上为辩证自然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于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 “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的”。这对于广泛学习宇宙科学知识并接受现代科学精神洗礼的“五四”作家们，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在青年郭沫若那里，表现得更为强烈和典型，他甚至发问：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儿来

    你坐在哪儿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这里，再不是庄子《天运》式的哲思探寻，也绝非屈原《天问》式的朦胧猜测，更不同于柳河东（宗元）《天对》式的理趣“盲答”。从“有生命的交流”与“无生命的机械”来看，处处透射着现代科学观念的思想光辉，照亮了对宇宙时空的理性审察，和明晰具体的逻辑思路。因此，郭沫若才能“问”出这种新颖的意象，创作出既有整体感又有时流感的生动诗句；突出地展现了“赛先生”作为“五四”新诗革命内在动力的重大时代影响。20世纪初，以相对论、量子论为主的物理学革命深刻地改塑、更新了青年郭沫若的宇宙观。他认为现代物理学所揭示的“宇观—微观”世界，是一个高能运动的、时空渗透于各部分相互联系的复杂结构。他尤其肯定其中的“科学精神和进取主义”，并且一再提出《凤凰涅槃》中的“宇宙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时，究竟是什么？”

    然而，量子究竟为什么存在？他们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时，究竟是什么？”

    这里深究“量子”存在的“第一原因”，甚至可以推演到今天的“量子纠缠”！如此问题出现在“五四”时期，突出地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宇宙真理的科学追求，已经成为20世纪的时代主题，并具有指导社会科学以及各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郭沫若在1930年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中国历史的现代名著。他突破了以往历史“文献”仅仅为“国故”典籍的时代局限，广泛利用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及实物，把《诗》《书》《易》中记载的文字史料，与甲骨卜辞、商周金文等地下出土材料相结合，加以比对，融会贯通，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富有说服力与创造性的结论。同时，他还注重批判地引用当时公认的国际流行观点，开创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学派。1949年末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不久便了有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机构设置，显示出新中国领袖和老一辈科学家对科学传播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五四”科学精神及现代知识普及的历史纵深。

    1978年6月，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据他的遗嘱：骨灰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这当然难免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政治影响，但郭沫若这样的选择，是他由衷自愿的；因为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影响，完全可以有另外的归宿和安排——就这样，郭沫若走进历史，回归大地。也许，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时代缩影——真如他诗里写的那样：抒情主人公和苍茫的宇宙星球“融汇一体”。

    今天，我们到大寨去参观，那里有专为郭沫若建立的纪念碑。古往今来，能够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是不多见的。尤其在现代诗歌及话剧创作、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和汉字书法等领域，郭沫若的造诣精深，成就巨大，至今在专业领域内，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为其中的确有不少独到见解，难以推翻。

    我认为，对郭沫若的评价和反思，不能采取轻薄、猎奇的态度，他属于他所献身并为之奋斗的那个时代。我们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尤其是要从科学理性的角度，考察他青春起步的“五四”时期：“赛先生”作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面思想旗帜，耀眼夺目；郭沫若的诗歌《女神》《星空》等创作，就更加意味深远，从知识科普的层面来看，尤其是这样。

    早在上个世纪末，笔者接受当时《中国科协报》的记者访谈时，就率先提出“科普”之“科”，不仅指的是自然科学，也同时包括社会科学；二者都是探索宇宙真理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近来，又考虑还要涉及各人文“学科”——所谓“赛先生”的“S”，既是“science”和“society”，还涉及人文、艺术各个不同的学科——“subject”。当然，重心还是“science”，但也不能理解为三个“S”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相互的影响渗透和有机的交融耦合。

    面对这样的“赛先生”振兴“科普”，我们真诚地怀念70年前——新中国的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作者原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