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公盾先生的交往想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公盾先生当时任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由于我们都从事科普方面的研究，所以经常开会见面，那时他已经出版了《科普述林》和《桥梁专家茅以昇传》，接着又开始创作《中外国科学文艺史》。记得我还曾经聘请他来北师大中文系、历史系讲中外科学文艺史课程，他的课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后来我们都因为忙接触少了些，但没有想到他1990年刚生病查出肿瘤，1991年就去世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所以他的音容相貌，在经历世事沉浮之后，渐渐地模糊起来，然而，他的名字却一直印在我的心上，未曾忘记过。公盾先生对学术、对科普、对知识的热情并未在时间的淘洗里失去光彩，这厚厚一大本《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便是证据。

    也正是这本书，使我对公盾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经历的风雨，我有所了解，但我不曾了解的是，他竟然在浩劫之后，仍满怀对科学与文艺的热爱，于担任科普出版社总编辑这一任重事繁的工作之余，稽古钩沉，条分缕析，写作这本巨著，力求展现中国科学文艺的发展之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他抱病去世之时，《中外科学文艺史话》（现改为《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仍未能全部写完，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有些篇章并不十分完整，或长或短。如果造物者多给公盾先生一些时间，或者我们会看到一本更加完整、系统的科学文艺史著作。

    本书的写作，对于网络高度发展之下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们来说，可能有些想象不到的难度，细说来，至少有三苦。

    其一，文献查找之苦。公盾先生博闻广涉，对文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书籍与知识多有了解，书中文献的征引丰富，如《诗经》《楚辞》《山海经》等，且作者添加了许多字词的注释。这些古典文献的核对本身就需要苦功夫、笨功夫，在公盾生活的时代，电脑是稀有之物，全凭自己的手抄，倘有讹误，则只能一遍遍校对相关纸质文献，其苦可想而知。

    其二，科学史话的构思之苦。在中国的历史上，科学技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语），技是不足的，须进于道。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不可抹灭的，他们总会以各种方式展示其创造成果，或散见在文学性的作品中，或在历史文物中，或在历法的修订中，或在实物的使用中，等等。写作中国科学文艺史，需要有整体的架构，哪些文献能称之为科学文艺作品，本身就需要衡量的标准，且标准的拿捏实属不易。公盾先生对上古材料至现当代的作品进行区分，并涉及国外的科幻小说与科普作品，以时间为序，进行整理，使读者了解中国的科学文艺作品与相关科学家，这需要费不少脑力。

    其三，长时间写作之苦。十年磨一剑，本是苦事，公盾先生将此书的写作视为毕生心血之果，所收文稿始自20世纪80年代，至其去世，10余年的写作，坚持不懈，加之当年入狱对其身心的创伤，其间之苦，读者应能有所体会。

    然而，此书的意义恰是上述三苦所造就。第一，文献征引之丰富造就内容之翔实。书稿里满是实实在在的文字，每一篇科学文艺作品的分析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没有虚言，其评价也朴实无华，作为一本史话，其史实的精神值得赞扬。第二，构思之苦造就了体例的宏大与完整。本书分为九卷，每卷之下以作品或作者为线索，系以时间顺序，洋洋近百万言，却能让读者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科学文艺发展之路，作者的整理之功不可湮没。第三，长时写作之苦造就作者对于科学文艺事业发展的新思考与新认识。在本书里，我能读到作者对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诚挚希望，对繁荣中国科学文艺事业的热切希望，并将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予以强调，作者的眼光是明亮的。且作者对外国科学文艺兼容并收，不囿于闭门造车的态度，在当时可说是一种高瞻远瞩。

    星转斗移，时过境迁，他的这些文字今天仍能闪烁出科学与文艺的光彩，公盾先生下的工夫可谓深矣。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这是作者为郑公盾著、郑维整理的《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一书（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撰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