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午后，阳光明媚，梧桐洒下一片清凉。我们早早来到校门口，迎接江晓原老师。早就听说江老师要来，我们都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或借或买，研习了他的一些作品，备足功课。终于，一道精神矍铄、满头银丝的身影慢慢步入我们的视野，正是期待已久的江老师！

    在合影、短暂的休息过后，曹勇军经典夜读小组和科幻社12位同学，与江晓原老师面对面，开始这次对话采访。

    对话从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开始。有同学询问江老师如何看待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这样的传统是否会阻碍社会发展。江老师回答说：恰好相反，实用主义可能对我们很有利。

    大家都很惊讶，江老师缓缓地说：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以前我们落后，很多人认为我们古代科学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妨碍科学技术发展。但如今国家富强了，实用主义的历史仍在，说明这个传统在今天结的果子是不错的，所以不能简单化地把实用主义仅仅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这个词汇看成是中性的，关键看你怎么用它。你用得好，也可以带来好的结果。

    有同学问道：反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江老师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听完后辨析说：习惯的说法有两对，一对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一对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传统。最初乌托邦被提出，源于莫尔的小说《乌托邦》，当时欧洲有一大批这样的作品，比如《太阳城》《新大西岛》，等等。这些作品里都想象了一个高度规划过的未来社会，人的一生都是被规划的，社会活动按部就班，个性通常受到压抑。反乌托邦则与之相反。反乌托邦最早的作品，是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在1920年写的《我们》，它是以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蓝本写的。他本人不满这个体制，所以写了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里的第一部，后面两部是《美丽新世界》和《1984》。

    在这样的一个分野之中，主张乌托邦的人，会更接受科学主义，持反乌托邦态度的人，一般也更容易接受反科学主义，但这两者中间并无刚性必然的联系。而对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可以用三个问题来加以判断，如果都赞成，你就是科学主义者，如果都不赞成，你就是反科学主义者。这三个问题是：科学是否等于正确，科学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

    谈到如何看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以及这两者与科学的关系，江老师表示，宗教就是迷信的一部分，但很多比较低等级的迷信不足以成为宗教。而宗教跟科学之间也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比如我们经常说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审判、迫害，但其实他跟宗教或者跟罗马教廷的关系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虽然他被审判了，但是他并没受罪，仍然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没有被投到监狱里去。对于西方有一些科学家信宗教，他觉得也很正常，没有什么矛盾。比如说刚刚去世的霍金，他的《大设计》第三章就是讨论外部世界是不是真实的。霍金的结论是，依赖图像的实在论，其实就是贝克莱主教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完全是唯心主义的看法。

    （下转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