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19日 星期五
那些虚假的“瞬间美妙”
□ 尹传红
图1:青蛙搭昆虫便车(假图)。
图2:京郊十渡景区,一大帮拍鸟大爷,一字排开,通过投喂面包虫,诱拍红翅悬壁雀。郭耕 摄
图3:北京南海子荒野区,曾有红隼逗留,一帮拍鸟大爷用购买的小鼠来诱拍这种小猛禽。郭耕 摄

    科学随想

    4月14日,北京自然博物馆“博士有话说”新一期特别策划开场,我受邀客串主持人,将“记者专访”搬上舞台,与科学摄影人严莹、康宁和张超围绕“印尼后花园里的造假案”展开对谈,并一起探讨了关于科学摄影的生态道德、定位、方法等问题。

    开讲伊始,我向现场观众展示了一批震惊世界摄影圈的“造假”生态摄影作品,有如青蛙背蜗牛、鳄鱼背青蛙、青蛙搭昆虫便车等“杰作”……

    拜现代技术之所赐,如今的造假真可谓是登峰造极,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前面提到的几幅假图,出自几位印尼摄影师之手,据称都是在自家后花园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守候得来的。但这些作品先后遭到了摄影圈和生物圈专家们的广泛质疑,被称为后花园里的“造假案”。

    为什么说这些作品“造假”?摄影师们又是如何造假的?什么是生态摄影?为什么生态摄影不能造假?手拿相机,除了拍摄小动物,我们还可以用哪些方式记录大千世界?我们几个人的对谈,就围绕这些话题延伸,并回答了一些观众的提问。

    对于前述那些虚假的“瞬间美妙”,我评判那是对生态摄影和科学摄影的亵渎,是对真正的自然关系的歪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恶趣”。其实,最近几年里,类似的事情国内摄影圈并不能幸免,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圈外人士,竟也略知一二。我听闻的一个比较恶劣的例子是:某些拍鸟大爷为获得动人画面,居然将雏鸟捉住,粘住双脚,待母鸟来喂食再行拍摄。

    本报“笔耕自然”专栏作者、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告诉我,几年前他曾在京郊六渡亲眼目睹了稀罕的红翅悬壁雀是怎样“被拍下”的:我们凑到那几十号个个手持高倍相机的人群时,大家都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红翅悬壁雀。没过几分钟,一只八哥大小的鸟好似从天而降。只见它躲闪腾挪,逐级下降,离人群越来越近。它移动几步就会回头张望一下,一下子就来到与众人平视的位置——那是一块石台,上面放置了一些饵料——小虫,本来很是怕人的野鸟眼下竟适应了这些拍摄者。此刻,它干脆懒得去捕食,而是放胆来吃所投之食。

    虽然轻而易举获得了红翅悬壁雀的近照,但郭耕在欣喜之余却发现,这种方式不限于此鸟此地。不远处,一位老者正架着“大炮”在马扎上坐等一只漂亮的白顶溪鸲——又是通常很难碰上的鸟种,此时竟频频前来,不时地屈尊“下嫁”到人为的投食台上,感觉是在取用嗟来之食。一人一机一虫一鸟,与那边的众人多机一虫一鸟的场面颇有不同,但本质无异,均为诱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赵序茅博士,则跟我描述过2018年冬天的一段科考经历,他遇到了一只会敬礼的藏酋猴。这只猴子叫三儿,游人只要说句“三儿敬礼”,它马上就会抬起右手来,引得游客一片叫好,并立即得到食物作为回报。赵博士说,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内心的感情很复杂。“作为一只猴,它本不需要如此,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森林中寻找食物,繁衍生息。如今它已被人类习惯化了,成为人类招财纳宝的工具。当三儿举起右手的那一刻,作为一只猴,它向人类的文明迈出一大步,可是它却永远失去了野性,再也无法做回一只猴。”

    前时读到上个世纪40年代在欧洲很有名气的哑行者(蒋彝)写的一本书《爱丁堡画记》,其中有段文字记述了作者在英国观察到的现代消费文化对可爱的水鸟带来的负面冲击。他写道:在我们的文学里,鹤是仙客,鹦鹉是陇客,海鸥是闲客,一直都象征“悠闲的绅士”。然而,“最起码,伦敦公园里的(海鸥)就不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城市还是不适合悠闲绅士的。金钱和虚名的诱惑毕竟太大。伦敦海鸥变得强烈渴望人们的喂食,甚至为此放弃天生该是它们吃食的鱼类,屈就干巴巴的面包屑。由此可知环境对人影响之大,我绝对要谨慎!”

    这可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感慨。今天,又当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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