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茅盾创作了著名长篇小说《子夜》，是我国文坛慧眼识珠——倾情描写现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及民族资本家命运的第一位“五四”先驱；他对现代工商财贸的根基——科学技术情有独钟。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他没有专修自然科学的学历，但又的确是从小就“立志”发愤要学“理工”的。这与他父母双亲的教养直接相关。他的父亲讨厌八股，喜欢数学，曾自制竹片“算筹”，自修数学。后来根据上海《申报》广告，买了些声、光、化、电的书来读。他虽然跟岳父学中医，却也热心学习欧洲的西医西药。三年卧病中，还“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等，所以，他在临终前的“遗嘱”里特别告诫茅盾弟兄：“中国大势……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

    因此他死后，茅盾的母亲在挽联中，说丈夫“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自己则“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茅盾在“家塾”时期就念过《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从小学到中学，都重视数理化课程；直到晚年的回忆录里，他还特别提到上化学课时做实验而“大开眼界”，和他因学习篆刻而掌握的一项技术：

    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像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剖开。

    这样亲自动手的实践，对于辛亥革命前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来说，是很需要有些“科学头脑”的。后来，茅盾为学好数学，又转学到嘉兴中学，也是由于“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是想让茅盾“将来能入理工科”。所以，茅盾对嘉兴中学时期的“数学”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那位代数教员说话“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

    尽管茅盾自称“数学不行”，但他的“理工”知识基础还是相当扎实的。因此，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时候，教授中国历史的陈汉章“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国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茅盾当时就“觉得这是牵强附会”。可见，茅盾对“理工”知识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很早就具备明确的鉴别和认真的态度。

    这种科学立场的原则性，在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承担第一项工作即续译科普读物《人如何得衣》时，也表现出特有的细致与真诚。接着，他相继译出卡本脱原著的《衣》《食》《住》，也都是科普性通俗读物。或许，正是茅盾的这种身世阅历和知识结构，导致他处处对“理工”等自然科学情有独钟，一旦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就会尽力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

    比如为满足《学生杂志》的需要，茅盾查阅了《我的杂志》和《儿童百科全书》等多种英美期刊，才选定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译出刊登在1917年的《学生杂志》正月号上。这就是茅盾“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三百年后孵化之卵》。正是由于茅盾的译作开路引导，“1918年的《学生杂志》，认真要登科学小说了”。这也是茅盾和主编协商确定的，并由茅盾主动“负责收集材料”。当时他找到一篇美国洛赛尔·彭特著的科学小说，译出后定名为《两月中之建筑谭》，在《学生杂志》上连载了8期。为了忠实于原著，茅盾特意约请学理工的弟弟沈泽民合作：

    泽民主要把技术部分译出来，那时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了半年，技术方面完全可以译好。许多技术名词他知道，我就不知道。如混凝土，是cement加沙拌成的建筑材料，那时他们学校译成混凝土；又把加钢筋水泥制成的部件，译成钢筋混凝土，也是他们学校里教师译出来的。

    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茅盾又和沈泽民合译发表了《理工学生在校记》。后来，茅盾对他的这些译作，有过认真的回忆和评价。他认为：“严格而言，这不是科学小说，这只是用小说形式叙述科学知识。”在“五四”运动以前，茅盾兄弟合作的这些科普性通俗读物，构成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早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为他后来创作科普散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性、知识性学科基础，从材料来源、发表阵地、工作条件等各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兼《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副主编，山东大学、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完成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著有《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外情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