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科学小品”很有些杂文或“随感录”风格，因此不能忽视其现实性、思想性和针对性。“科普散文”却不同，它的内容是介绍科技知识，突出的特点是通俗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它既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一种表达形式，又是 五四文坛“实绩”不容忽略的一个新“品种”。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的杂志刊物已经开始大量发表科普性文章，也由于“科普散文”这种创作体式在1919年前后已基本成熟定形。其代表作家就是茅盾。

    像鲁迅从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一样，茅盾认为：“我们翻开人类文明史一看，应该见得夹行里有无形的字，便是‘科学发达’。一部人类文明史，便满画着科学发达的痕迹。”茅盾的科普散文就处处回荡着这种“科学发达”的思想主旋律，并表现出个性鲜明的风格特征。

    首先是风趣、形象的通俗性，把呆板、机械的科学知识论述转换成幽默、生动的文学语言，使人读来感到亲切、简明，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例如《谈天——新发见的星》里说：“我们地球八个，合着小行星彗星绕着太阳老太爷绕圈子，几百兆年来总是照规矩各人走各人道子，从没有乱过；就是外面的大行星和双星，也从没有一个闯进我们的圈子里来(流星彗星不算)，那就自然没有意外之事了。但万一果然在天边发现了一个新星，他的进行方向是不明白的，我们就不可不担几分忧。所以这个新星的来历，正是我们应当考查的……大家应该提起精神来留留心的呀!”在《生物界之奇谈》里，他先以古希腊故事等“传记”，“言极大之乌贼鱼可以碎舟”，“水手以巨缆抛掷，绕其足而曳之，缆断而乌贼不动分毫，其全身之大，可想而知”。这里是以文学笔法，调动读者的想像进行再“创造”，接着实写1874年11月“加拿大渔人在罗琪湾渔得一乌贼，亦至大堪惊”，而“此乌贼现保存于古本哈金（Copenhagen，现译哥本哈根）博物院”这种先“虚”后“实”，虚实映衬，相得益彰的写法，非常适合“奇谈”的笔调和情致，尽管寥寥百余言，也透露出青年茅盾作为文学名家的创作功力。

    其次，茅盾科普散文还处处表现了科学知识的准确性，从历史演化到数据处理，从理论引证到实验举例，茅盾都追求符合该学科知识的科学规范，有的还以图表、百分比来表示，达到了标准化、数学化的精确和细致。如《家庭与科学》中，茅盾详细介绍“验乳纯度法”：取石膏粉一两，和以牛乳，使成石膏薄糊，乃试之至极平滑，候其干，记其多少时干透，即知牛乳搀水多少。茅盾还特别解释其中的道理是：“因奶质愈多，则阻止石膏粉干之力愈大。”

    系统性，这是茅盾科普散文的又一重要特点。除了个别篇章以外，茅盾五四时期写的科普散文大都互相照应，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某一学科较为全面的现代知识；为人类征服自然、创造财富提供学习、研究和应用的方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响起了“科学破产”的呼号，对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影响。这反映到茅盾的科普散文里，表现出一种清醒而朴素的辩证认识：“科学给人类的幸福，到底也不在少数，而且害人的科学，也是人造出来的；我们只好怪人，不好怪科学。” 茅盾例举“托尔斯泰是极端诅骂科学的人，他说科学是使人类堕落，是只为贵族设的”；而“萧伯纳著了一本剧本《人及超人》，第三幕里也有极力攻击近世科学的话”。这种认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作用于科学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从而区别出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意义及作用。这在“五四”时期的确难能可贵，也标志着茅盾科普散文创作在“赛先生”的时代氛围熏陶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勿容置疑，茅盾的科普散文应该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时，曾致力于“茅盾与科学”研究专题，因为茅盾的科普实践不仅开辟了“五四”文坛新园地，还直接启导、联系着科普创作的新生力量。比如：就在茅盾发表上述作品的《学生杂志》上，顾均正于1926年发表了科幻创作《无空气国》和《星的进化》及译著《别的宇宙》等等；带动了中国早期科普与科幻创作的发展与繁荣。直到晚年，茅盾始终关心着祖国的科技事业。1980年初春，他还为“全国科技大会”题词：“科技关头多险阻，九亿人民竞登攀”！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中华科普论纲》主持人，中国科协《科普法执法研究》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