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科技史”，都知道西方有位李约瑟博士，而东方的胡道静却鲜为人知。

    1954年，李约瑟博士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剑桥出版，他对《梦溪笔谈》用现代科学分类法进行分析统计的同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断言：“沈括可说是中国整部科学史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

    如果说，《梦溪笔谈》是因李约瑟博士的此种判断而引起的世界广泛关注，那在同一时期（1956年）胡道静先生对《梦溪笔谈》的成功校证，就可说是直接提高了《梦溪笔谈》在笔记类古籍中的地位。

    胡道静（1913—2003），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汉学功底深厚，一生笔耕不辍，其所著《梦溪笔谈校证》一书，不仅是古文献研究成果的典范，更是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学术价值至今无人企及。

    我国宋代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共30卷，609条。科学内容丰富，包括：算学、气象学、地质及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冶金学、农学等内容，涉及面极广。但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社会里，科技文化并不被世人重视，甚至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对《梦溪笔谈》仍采取弃而不收的态度，至1934年，为《四部丛刊》作《续编》时才将其作为“笔记”纳入其中。

    胡道静能与《梦溪笔谈》有如此的殊胜因缘，并情有独钟地为其倾注一生的努力来研究它，终在学术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与胡道静所处的时代背景、家教方式、求学经历以及自身的治学素养等多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胡道静早在幼年时期，由于生活在文人式家庭，长期浸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便对印刷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其父胡怀琛先生是南社的早期成员，思想先进，注重子女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敢于打破常规，让其努力接触多元化的世界。所以胡道静自小便被其父带着参加学校的各种游艺，话剧表演等活动，逛书店更是家常便饭，即便是去印刷厂修改校样也不忘带上爱子去开开眼界。苦心人天不负，胡道静就是在印刷厂里与活字印刷不期而遇的，当他第一次看到工人码放铅字排版印刷时，好奇心便油然而生。从此，一枚小小的铅字活版模块便在胡道静的心底埋下了慧根。

    其次便是我国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给胡道静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如上所述，虽然胡道静早在幼年时期就接触到了活字印刷，但直到中学时期通过英文课文，还一直认为活字印刷是德国人古登堡的发明。直到读了美国作者卡特所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才知道原来如此伟大的发明是我国古人的创举，内心即惊讶又激动。惊讶于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激动于找到了其史料的来源——《梦溪笔谈》。

    内心虽有惊喜，但当时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不被世人重视的现状，同样是胡道静心中的隐痛。自小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学习的胡道静，也未能幸免与《梦溪笔谈》失之交臂的命运，再加上当时西方列强对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藐视态度，深深刺痛着每一位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只有15岁的胡道静，内心深处的压抑也同样需要释放，《梦溪笔谈》的出现便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喷发口。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胡道静自幼好学，勤勉自立，为汉学打下的深厚基础。胡道静先生在考证学方面的造诣首先得益于他的家学渊源，安徽泾县胡氏家族汉学名家辈出，其同族远祖胡承珙先生是嘉道年间著名的汉学家，其伯父胡朴安先生也是近代有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因此其父胡怀琛先生便有意让其继承家学传统。

    所以，胡道静先生早在中学时期便秉承“手抄一遍，胜读十遍”的家训开始圈读《汉学师承记》了；同时又跟随顾实先生学习《汉书·艺文志》，对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已有所领悟；大学期间又追随陈乃乾先生学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版本目录学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与周予同先生学习经史的经历又让胡道静思路大开。因此，无论是从考据学、经史学，还是从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综合考虑，胡道静在青年时期便已具备了校证《梦溪笔谈》的汉学基础。

    胡道静校书的习惯养成于中学时期，但真正把注意力转移到《梦溪笔谈》的校证上是在持志大学读书期间。从1928入学至1930年，胡道静先后已有《公孙龙子考》和《校雠学》两部著作问世，汉学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治学信心也随之大增。随着阅历的增长，阅读《梦溪笔谈》次数的增多，发现即便是唐宋以后的版本也存在意义不清、脱字、错字的地方，因此便发愿做起了《梦溪笔谈》校勘和训诂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部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