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

    □ 丁 玖

    数学是科学之母，它的繁荣与否决定着社会的进步与衰退。十年来，中国的数学文化越来越受到数学界人士的重视。今年8月，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告诉我，全国范围内已有300来所大学开设《数学文化》的课程。数学教授刘建亚与汤涛创办的《数学文化》杂志自从2010年春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丘成桐教授等编辑的《数学与人文》丛书也已出版了近20本书籍，覆盖了数学人文情结的各个方面。全国性的数学文化论坛会议在严加安先生的主持下，迄今已经连续召开了八届，影响深远。

    此外，有一批年轻的数学博士，不是热衷于挤SCI的研究性文章，而是积极地从事数学的普及工作，发表有价值的数学家的评述，出版优秀科普著作的译本，致力于惠及普罗大众。这些可能比为了升职、为了奖金而发表基本无人看的学术论文对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价值，更令人感动。

    但是就整体而言，在中国，数学文化的氛围还不够浓烈。虽然已经有了一本潜心数学文化的好杂志，但还只是“一花独放”。由于学术评估指导思想的影响，学界太看重研究，导致整个高校教师队伍忙于制造论文，鲜有人愿意撰写科普文章。记得我2011年春应《数学文化》的汤涛主编邀请正在写作《混沌分形漫谈》一文之时，就有几位学术同仁对我说“现在谁会写这类文章”。

    他们的观察是对的。正因为如此，证明定理似乎成了我国数学家唯一的职责。数学的技术性笼罩着一切，而数学的文化性及启蒙性却被搁置一边。因而我们常常看到众多的数学教授在自家的周围辛辛苦苦忙个不停，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多么精彩。如果数学家沦落为仅仅以证明定理为生的“证明机器”，他们就会缺少“仙风道骨”。这就定义了何为工匠，何为大师。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多鼓励年轻的博士硕士，不仅好好地研究学术，而且要多关注数学文化的传播，更要身体力行，投身到这一意义非凡的行动中去。

    其实，苏格兰裔的美国数学家贝尔（Eric Temple Bell，1883-1960）的名字长久地被人记住，并非因为他曾经当过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并非因为他担任过美国数学会的副会长，并非因为他获得过美国数学会奖励分析学研究成果的第二届博歇（Maxime Bcher，1867-1918）纪念奖，而是因为他于1937年出版的一本书Men of Mathematics（有几个中文译本，其中徐源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书名是《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80年来，这本书影响了几代青少年。其中众所周知的名字有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以及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他们求学时代被这本书描绘的30余位大数学家的故事所激励，日后分别成长为上世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纯粹数学家。

    贝尔的数学研究或许只影响了数学大树的单枝片叶，但他的数学史大作影响了整个人类。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数学科普家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为了“万花齐放”。贝尔能写出这么影响深远的人物传记，除了他有一颗让数学的光芒普照大地的心之外，他的早期人文训练练就的写作功底，提供了他成为一代数学科普大师的一个极为难得的充分条件。须知，他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均为文学，而数学博士学位则来自充满人文教育气息的哥伦比亚大学。

    在我们国家，迄今还没有出现像贝尔这样伟大的数学科普家。我们缺乏对数学的理解及对文字的表达均为上乘、可以与贝尔相比的写作高手，更不要说具有像他那样能把数学家的灵魂和业绩生气勃勃地捧到读者手中的能力。这种能力除了天赋的因素，余下的就是多年的学术研究及知识积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国内一些数学科普著作大都缺乏原创力、思想深度甚至概念精确性。在当今信息唾手可得的快餐时代，并不是将维基或者其他网络资源或现成书籍中的故事重新组合，就能长出一棵有生命力的科普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