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思维

    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结束之前，人们的思维方法中，使用最多的是演绎法。他们依据书本知识，以及他们所相信或信仰的知识去演绎，而很少去进行验证。以致凡是圣经中没有的，都是不对的，是违法的。或者，他们认为亚里斯多德是对的，只要是亚里斯多德提出来的就是对的，而很少去怀疑其正确性。演绎法的特点是，只有前提是对的情况下，才能得出结论正确。但实际上，中世纪的社会中，人们已经接受了很多错误的信仰和前提，因此，由此演绎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么说，没有否定演绎法的意思，实际上，演绎法在科学发展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之一。同样，归纳法也是重要的科学方法，在不恰当运用时，也会出现谬误。归纳法是实证的主要方法，实证科学出现以后，归纳法逐渐成为科学研究者常用的方法。由于打着科学研究旗号，因此，在归纳过程中如果运用不当，所导致的错误也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在归纳法的运用过程中最容易犯轻率归纳的错误。

    轻率归纳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样本太小或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当样本太小时容易犯轻率归纳的谬误。例如，在大街上问了10个人对政府消减赤字计划的看法，有可能10个人全部都认为，消减赤字是正确而必要的，那也绝不能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观点。但在我们平时的新闻报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记者在大街上问了几个人以后，马上就转身对公众说，国家怎样、政府怎样，老百姓怎么看。其实，即使调查过程中是随机的，经过科学抽样的，如果你问的人是特殊人群，而且样本量不够，同样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得出一般性结论。新闻媒体的轻率归纳是普遍存在的，在舆论引导方面很容易会因为这种错误归纳导致偏差。

    当样本太特殊而不具代表性的轻率归纳也是经常出现的。比如，我们调查公众对抽烟的态度，以决定是否出台戒烟法规。如果我们在烟民多的地区进行调查，而且调查的对象主要是烟民，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是，90%的被调查者均反对出台戒烟规定。但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选择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或者说，这个结论只是烟民的意见。对于不吸烟的人，样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够。因此，在做社会调查中，科学抽样是很重要的，否则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大相径庭，而施行的政策也可能促进了社会的恶化。在组织和系统评估中，指标的代表性、科学性、全面性是避免以偏概全的基本要求。“厉害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既是缺乏评估思维，更是缺乏正念思维的表现。

    轻率归纳中还可能犯的错误是简单枚举。比如，海淀区的张三喜欢抽烟，李四喜欢抽烟，到清华大学看见学生在抽烟，而到北大发现，许多老师也在抽烟，于是得出结论说，海淀区的烟民多，甚至由此推论海淀的空气污染严重是由于烟民太多等等。

    不当类比也是导致轻率归纳的错误原因之一。比如，我们到北大，发现学生很早就到阅览室占座，大家晚上都在看书学习，而到清华去，发现学生都在外面玩，甚至在成群结队地谈恋爱。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北大的学习风气好，学生爱学习；清华的学生善于搞关系，以后能当官。显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轻率的。也许北大的学生在阅览室上网聊天，也许阅览室里有空调，比较舒服，等等；而清华的学生互相之间在谈论学术，交流学习体会。由此可见，研究工作者在得出结论的时候，一定要反思自己的方法是否科学，样本是否符合要求，不要轻易就得出结论，甚至匆忙上折子，给决策人员以误导。

    轻率归纳尽管方便，却能导致昂贵和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科学研究，甚至是重大的工程和决策方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评估思维就是要对我们遇到的现象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估量和评价，以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以偏概全是轻率归纳的典型表现，而错误归因、混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也是人们容易犯的归纳错误。在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往往越是容易获得的认识，越具有表面性，而这种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和忽悠的成分，如果没有正念思维，就很可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