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苑视点

    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谈及教育与文化的时候，特别谈到“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者、科学普及工作者与文化研究者感到振奋。作为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国家的政党领袖，郑重地对全国科普工作者提及这个重大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16世纪到18世纪科学革命始，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多元文化是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传播学者讨论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对大众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学者们在谈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时，多数采用的概念是“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将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涵盖在内。

    欧盟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调查的领导人杜兰特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由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是：理解基本科学观点；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学的本质。公众理解科学著名学者、公众理解科学维度与概念设计大师乔恩.D.米勒认为，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是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具有足够可以阅读报刊上各种不同科学观点的词汇量和理解科学技术术语的能力；理解科学探究过程的能力；对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基本理解的能力。

    在米勒看来，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不仅是提高一个国家公众的生产力的问题，更重要是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具有成熟思考能力，能够参加各种公众政策讨论的能力。如果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连基本的科学术语和基本科学观点都不理解，一个国家的政策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的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具有差异。中国早期著名学者与留美归国学者在意识到科学技术在世界的发展与中国当时的落后，痛感中国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更重要的是公众科学文化的缺失。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首任院长梁启超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上说：“……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则则囿于内省及玄想之旧习。”

    而在1933-1937年间活跃的“中国科学社会化协会”提出了“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口号。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贫’‘陋’，与人民的‘愚’‘拙’。这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而设计的最初的科学普及的目的。这种科学文化的落后是当时中国的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境遇决定的。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强国，科学技术大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已经今非昔比。纵观数次世界各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可以看出，我国整体的科学素养是在提升。但是，距离欧美国家差距仍然很大。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及的“不平衡”现象，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公众的科学素养方面。其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与城市、边远地区与内地以及经济差异人群。

    所以，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俯下身子仔细看”。科普面对的是普通公众，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轰轰烈烈的会议或者各种活动，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仍然难以填充，短板现象也仍然难以解决。

    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的科普工作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将会有一个新的提升。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