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插柳

    □ 朱效民

    国民党元老、也是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经因看到办公大院里有人随地便溺，特意写了一幅字“不得随处小便”让副官贴出去。可是，后者不但没有贴出去，反而花钱装裱后挂在自己的居室里，大家看了还肃然起敬。原来，于右任的六字书法被调整为“小处不得随便”。

    在国际交融、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厕所问题从建设、管理到使用、维护等各个环节都越来越关乎一个国家、地区、以及个人的文明形象和素质高下。西方甚至有一种说法，上完厕所后能否保持厕所的清洁如初，是衡量绅士和淑女的一个重要标志，看来的确是要“小处不得随便”。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对历史上各类激进的革命运动的局限性进行深入剖析后，写下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惟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公厕里的文明有赖于整个社会群体文明素质、行为观念的普遍认同和提高，远不是集中搞一些文明宣传、突击开展几场卫生运动就能大功告成的。

    2014年，印度新上任的莫迪政府郑重承诺要为印度人民建造更多的厕所，以改变一半国人在野外如厕的既不卫生也不安全的旧习俗。然而，在许多安装了厕所的地方，人们却并不愿意使用，使得“这些厕所完全被荒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印度人“不认为与自己的排泄物同处一个隔间里是干净的”，并且觉得“只有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或是户外没有空间的城市人，才会在封闭的空间内排便。”原本的好心和美意遭遇到如此冰凉骨感的现实，印度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建厕所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去使用”，原因是十分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甚至可以“归咎于文化、社会、种姓方面的因素”。若要真正解决这个大难题，仍然还得细致深入地体察人性、对症下药，耐心持久地“展开公共教育纠正人民的卫生观念”。 

    此外，提升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提高社会公德不仅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提倡者和接受者共同磨合、相互体谅、一起进步的成长过程。干净、整洁的厕所，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基础设施层面的经济和管理问题，“五星级”的厕所并不会自动如愿地产生“五星级”的文明如厕者以及与自身相应的合格管理者。笔者近年来常在傍晚时分到圆明园里徒步行走，发现离公园最后关大门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位于南门主路旁边人流量一直很大的厕所就已上锁关闭了，时常可以看到需要方便的游客去推锁着的门，不难想见他们很可能只好到公园“野地”里去“响应自然的呼唤”了。御都“皇家”公园的厕所管理服务水平如此这般，又怎么可能期待有好的如厕行为呢？ 

    归根结底，厕所的建设者、使用者、管理者等等需要一起共同提高文明意识、素质和公德心，才有可能切实做到建设者真心实意地为大家提供整洁可亲的厕所。

    日本有识之士也坦承，其实就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日本的公厕也曾经很脏，日本游客也曾在外国被人鄙视，但由于持续努力地提高了全民意识，人人都爱干净，树立了全体国民都拥有“厕所不是肮脏污秽的场所，而是一个干净舒适的地方”的现代卫生意识，结果不仅公厕保持了清洁，而且大量注重细节、体恤人性的有关厕所方面的精细化、自动化产品不断涌现。

    比如，仅仅马桶圈就会有自动播放音乐(还有一个好听的汉语名称“音姫”)、自动加温保温、自动喷出温水洗涤，以及随后吹出热风等多种功能，使得上厕所成为高科技的文明体验和具有人文关怀的惬意享受了。这是一个公共教育、个人素养、社会公德、科技创新之间互动共赢的过程，也顺理成章地使得日本成为今天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干净的国家”。就在2015年的清明节假期，中国游客疯狂抢购日本马桶盖一事不正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教授，亚洲科学传播中心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