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大提琴，可算得上是一件古董了。这把琴，法国造，淡黄色的琴板透着古朴的光泽。它非常有张力，当你用力拉的时候，它会给你同样的回应，发出浑厚响亮的声音。

    这把琴原来的主人是一位犹太裔大提琴家罗曼·杜克生，他原来是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首席大提琴家，二战时期来到中国上海避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父亲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专（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拜杜克生先生为师。战后杜克生先生离开上海去了美国，临走时父亲花了10块现大洋从杜克生先生手中买下了这把琴。

    1946年，父亲带着这把大提琴和欧阳山尊先生募集的一批乐器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刚刚建立的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当教员，后来母亲也通过南京梅园新村周总理的安排奔赴了延安。从那时起，母亲负责教小提琴和中提琴，父亲负责教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当时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演奏员多半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了有名的音乐家，如著名作曲家梁克祥、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王祥等。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带着这把大提琴从延安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到晋察冀边区，最后从石家庄步行北上，直到1949年随党中央进了北京城。进城前夕，父亲和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同志们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他们演奏了贺禄汀的管弦乐曲《森吉德玛》和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震惊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

    解放后父亲忙于指挥工作，这把大提琴就一直放在家里的柜顶上。我从小就学钢琴，可是我对柜顶上的大提琴充满了好奇心。小学快毕业时，我向父亲提出了要学大提琴的想法，我对父亲说：“我太喜欢乐队了，我希望能够做一名乐队演奏员。”父亲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在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父亲郑重地把这把历尽沧桑的大提琴送给了我。从此这把大提琴成为了我家珍贵的传家宝。

    这把琴伴随我完成了学业，又到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演了10年样板戏，后又伴随我一同调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90年代初，我丈夫被派往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工作，我也带着心爱的大提琴远赴欧洲。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外交官夫人的聚会上，我用心爱的大提琴演奏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天鹅》和一首巴赫无伴奏组曲中的前奏曲。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英国使馆一秘夫人的请帖。原来她是一位小提琴家，那天听了我的演奏，希望能够有机会合作。于是，由我和英国使馆一秘夫人小提琴家还有一位英国钢琴家组建了一个三重奏组合。

    1993年的夏天，我们在雅典参加了一个露天消夏音乐会的演出。我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我们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布拉姆斯的三重奏，一个来自亚洲的妇女能够演奏布拉姆斯的音乐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父亲送给我的大提琴，使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现代妇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后，天津建立交响乐团时，请父亲去指挥他们的乐队。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天津给了父亲一笔出场费，父亲回到北京后用那笔钱给天津乐团买了几套昂贵的琴弦寄给了他们。1997年父亲到刚刚组建的河北交响乐团指挥建团音乐会，让我带上大提琴随他到河北交响乐团去帮忙。演出结束后，父亲又把出场费捐给了乐团。

    到了21世纪初，父亲病了，住进了协和医院。父亲一生两袖清风，没有什么积蓄，那时父亲已经住院快两年了，家里的一点钱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准备把这把大提琴卖掉，用卖琴的钱来供给父亲的鼻饲营养品。文化部听到了我们要卖琴的消息，伸出了援手。大提琴保住了。

    后来，我听到妹妹的女儿蕴斯考上了多伦多大学大提琴专业的消息，我决定把这把珍贵的大提琴送给韫斯，把这珍贵的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知道了我的决定一定会高兴的。

    文/李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