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我收到了美国朋友寄给我的Google Cardboard。那是一款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VR头显。戴上了这个看上去略显粗糙的小家伙，我获得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虚拟现实体验：浸入式地观看了《纽约时报》于其网站和手机应用上推出的第一条VR新闻《流离失所》。这条新闻给我留下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眩晕，其次则是迷惑。

    如今，全国VR硬件市场规模在一年中以几何级速度蹿升至逾20亿元，涉足VR技术的创业公司及相关领域公司则达数百家。 

    对于文化的观察者来说，搞清楚“虚拟”出来的现实和本意的“现实”之间究竟关系如何，恐怕已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所有对虚拟现实技术有浓厚兴趣并坚信其将改变社会文化生态的人而言，“虚拟”正在改变界定人类文化价值与形态更本质的东西。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本应令人措手不及的技术与文化变动中，似乎显得格外兴奋。不但2016年全球在虚拟现实领域的总投资中有超过一半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对虚拟现实技术及设备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这样的现象可以用“中国人对新技术更为热衷”这样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吗？ 

    作为一个过去一年中在欧洲生活了大半年、在中国生活了小半年的中国人，我的体验是：中国人似乎更容易适应原有逻辑被破坏掉的新生活方式，也似乎更容易义无反顾、毫无惋惜地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决裂。这仿佛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趋势相互博弈的情境下，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心态。所以，就如虚拟现实技术“虚拟”出来的那个“现实”一样，虚拟现实给人的心态带来的冲击，也成了一种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幻象。面对那些或许将改写生命与生活的本质的东西，人类一味以审美的方式去享受其带来的眩晕感和魔幻感，这恐怕是比技术本身更令人惊惧的现象吧。

    《中国青年报》2016.12.30文/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