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题材的创作，对我而言，是生命的燃烧，是民族魂的崇高礼赞。

    这些年我前前后后花了20年的时间，创作了电影《横空出世》、《钱学森》和电视剧《国家命运》等剧本。在创作中，我始终处于深深的感动之中。我为祖国能够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体而感到自豪，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不屈的脊梁。这是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的故事、是中国人才有的故事，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作家必须去书写的故事、去歌唱的初心。

    创作电影《钱学森》时，钱老已经去世了。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等“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科学家我都无缘见到，但采访中到处都是他们的故事。钱学森，中国的导弹之父，每次重要试验他都要亲自去发射场，短则三五日，长则三四个月。有一个测控站离敦煌只有20多公里，钱老多次去那里，却与敦煌“咫尺天涯”。钱老的夫人蒋英对我说，这是钱老生前最大的遗憾。我还从许多人那里听到过同一个故事，第一颗原子弹进行震动试验时，没有专用设备，只好把1:1的化爆弹放在卡车上开到挖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进行颠簸，王淦昌就蹲在化爆弹的旁边进行测量，浑身上下被磕得青一块紫一块，那时他已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

    在核研究院，我听到了邓稼先看电影的故事。那时，邓稼先常常和一帮年轻人晚上在屋里加班，外面放着电影，都想去看又都没时间，先生就发明了“科学制度”：先让一个学生去看开头，第二个去了第一个回来，一共用6个人接力看完一场电影，然后每个人把自己看到的讲给大家听。还有彭桓武的故事。因为没有设备，彭桓武跑到偌大一个废品站翻找，被人当成小偷送到派出所。1959年，周总理请彭桓武等科学家到中南海谈工作，发现彭桓武总是缩着脚，很别扭地坐在那儿，谈到高兴时，一不小心把脚伸了出来，周总理这才发现他的一双布鞋已经破得像两条鲢鱼嘴，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彭桓武只好向总理“坦白”，说吃不饱，脑子也不好使了，一狠心就拿着买鞋的钱到馆子里吃了一顿红烧肉……

    在罗布泊，一个老兵给我讲，搞第一颗原子弹时几万官兵喝的都是咸水，他们浇筑的所有混凝土“喝”的都是淡水；另一个老兵领着我去看一片老榆树，他说刚去时没有工具，他们把树枝砍了，粗的做扁担、做锹把，细的编箩筐。生活困难时，他们把树叶、树皮都扒下来吃了。生活好转后，团长领着他们去跟榆树鞠躬道歉，宣布纪律，无论树是活着还是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动它们。一位终身未嫁的“核大姐”对我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一天夜里，突然来了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大雨倾盆，官兵们拆下帐篷、脱下棉衣、拿出棉被，小心翼翼地盖在设备上。第二天早上，她看到的是穿着单衣或光着膀子的官兵们。

    是的，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如同一支支燃烧的火炬，引领我们走进“两弹一星”那段在共和国历史上镌刻着“永恒”的光辉岁月，它让13亿中国人民的聚合之力更加磅礴，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呕心沥血、舍生忘死的不变初心一路走向未来、走向永远！

    《求是》2016年第16期文/陈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