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应该考虑的是城市功能、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而不是用限制适龄儿童入学的方式控制人口。

    近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离关门不远了”。3年来，招生成了校长鲍远宝最头疼的事情。一边是日益空荡的校园，学生数量从1200人直线跌至700人，一边是在办公室落泪的家长，恳求他想想办法收留孩子入学。将这些孩子挡在门外的，并非是紧张的学位，而是一张卡片大小的《上海市居住证》。

    在过去短短几年间，上海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的“冷热”转变，是十分值得深入剖析的。如何在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基础上，进行实现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这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以前，媒体在报道北京出台的随迁子女入学门槛过高时，总拿上海作比较，希望北京能借鉴上海做法，开放随迁子女入学。但没有想到，上海反而“借鉴”了北京的做法，抬高了入学门槛。城市并不是没有条件容纳随迁子女，有的学校根本招不满学生，可是却不能招“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令人不安的是，北京、上海把上述做法当成新的经验大力推进。

    城市发展当然应该有自身的战略规划。但是，城市发展规划的实现不应以侵犯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为代价。即便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应该考虑的是城市功能、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而不是用限制适龄儿童入学的方式。

    城市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不能只聚合所谓的精英人才。同时，“以教育控人”政策制造的留守儿童问题、随迁子女辍学问题、对城市和社会的抱怨问题，会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教育公平是社会的基本公平，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受教育权，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责。

    《中国青年报》2016.10.25文/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