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是近代科学引进中国以后，比较早在中国成功落地且取得显著成绩的一门学科。因此中国比较早地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地学界也有相当知名度的地质学家，如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古生物学，早期也包含在地学界之内）等。除丁文江去世较早（1936年初），其余几位都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相比较，中国地质学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官或者说从政的科学家也最多。 

  至今地质学界还有人津津乐道：地质学界为中国贡献了两位国家总理，一位是1949年前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一位是新中国第6任总理温家宝。当然，这是官儿当得最大的两位，实际上远不止此。例如，丁文江1925-1926年间当过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李四光是新中国的首任地质部长。另一位1949年前很有名的地质学家朱家骅（也是中央研究院1948年的院士），做过浙江省主席、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后来到台湾还当过“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有六位出自地质学界，其中三位做了部长以上的行政官员，这还不包括丁文江。

  科学家从政究竟是有利于科学，还是有利于政治，抑或有利于科学家本身？答案可能见仁见智，但是，还是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地质学家，这些官员从政前对中国地质科学的进步和地质事业的发展，都曾经有过突出而重要的贡献。丁文江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他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没有他，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展可能会晚许多年。翁文灏不仅与丁文江一起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提出著名的“燕山运动”理论，还长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主持开展中国地质矿产调查、中国地图编绘、中国土壤学调查与研究等等。李四光长期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创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古生物学、第四纪冰川领域也都有重要贡献和独到见解。 

  最早从政的丁文江，因为当的是军阀孙传芳的上海市长，结果被北伐的国民政府通缉，后来经过多方为之缓颊，方得以取消通缉，回到地质学界。不过，在一些国民党人的眼中，他仍然被视为“军阀余孽”。

  丁文江的前车之鉴似乎没有影响到好友翁文灏的政治热情，他从担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秘书长起，官儿越当越大，一直干到亲任行政院长。1948年末，中国共产党宣布，他是“国人皆曰可杀”的第12名“战争罪犯”。尽管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毅然由欧洲返回红色中国并公开表示与旧政权决裂，甚至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那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称赞他有“爱国心”，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前面那句定语“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际，原中国地质学界的几位“巨头”，丁文江已逝，翁文灏避居欧洲，朱家骅逃往台湾，原本与蒋介石就颇为疏远的李四光，成为新中国地质学界领袖的不二人选，进而也走上从政之路。他从政协委员、中科院副院长，到首任地质部长，成为中国的“地质之光”。 

  让我们看一看翁文灏这位“过来人”对科学家当官儿究竟是怎么看的吧。1948年10月9日，中国地质学会等十个科学团体举行联合年会。开幕式上，正被金圆券改革弄得焦头烂额的行政院长翁文灏致词。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科学家因兼理行政而影响科学研究，乃一大憾事。他甚至放下狠话：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去做别的事！尽管他随后又自嘲地说：“不过像我这个不成材的科学家去做行政院长，自然说不上对科学界有什么损害。”但是我们还是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南方周末》2014.4.11

  文/李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