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将台湾省政府搬迁到台中地区南投县。参与疏迁的台湾省议会秘书长薛人仰回忆了此事的起因和经过：

  自民国四十三年起，大陆方面时常放出攻打台湾的消息，我们政府不得不作预先防范。当时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机关大多挤在台北，因而有省府迁离台北市的计划。当时省主席是严家淦先生，创出“疏迁”一辞，即为避开中共威胁而疏散，并组织了一个疏迁小组。这个小组从民国四十四年中开始，每周同赴台中，觅地迁建。最后决定省府迁往南投县车屯镇附近营盘口地方的150公顷的整片小山坡及平地，省议会则洽定购买雾峰乡公路旁一块平地带小山坡共约15公顷地皮，两地相隔约30公里，汽车约半小时可达。

  疏迁小组选择的台湾省政府迁移到南投县的那块地，名叫虎头山，该地原属山坡荒地，省政府先在该地兴建大批办公厅和单身及眷属宿舍，并命名为“中兴新村”。

  这个中兴新村虽然名字很新颖，房子也很新派，但并不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本在省政府上班官员们生厌。他们本来在省府上班令人羡慕，突然之间要搬迁到偏僻的虎头山去上班，意见很大。第一批人马安排疏迁去了那里上班。他们一去没几日，就人心思归。许多省府工作人员不愿从繁华的台北市迁移到南投的偏僻乡村，尤其那些有眷属的人迟迟不将家搬到中兴新村去，部分高级人员，每逢星期五就早早离开办公室，往台北北市家中赶，到星期一始返回，以致中兴新村办公情绪松弛低落，严重影响工作正常进行。面对这种情况，省主席严家淦无力加以纠正，也不能作出任何的改善，并且陷入指责之中。严家淦被气得一边向蒋介石辞职；一边住进了医院。

  省政府搬迁到南投县确实有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除了行政效率、工作生活是否方便等外，甚至还有不少“理论问题”尚待解决。

  1957年6月，在第三届台湾省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省议员、著名“大炮”李万居提出书面总质询：

  自从省政府迁移中部以后，台湾民众对于政府反攻大陆的决心已发生怀疑，不管是疏散也好，疏迁也好，据说，就整个中兴新村的建筑和布置看来，明明白白是一种长远之计，也就是迁治。我相信一般人沿用大陆过去的体制，国都所在地，不许省会设置在那里。省会所在地，县政府就非迁出不可，难道中央机关就不怕轰炸，不怕损失？况且现在战争，是主体战争，迁到中部就可以避免空袭吗？因此，台湾老百姓对于政府所一再宣示的反攻大陆的决心，已是半信半疑。

  蒋介石为反攻复国考虑，才和严家淦等人商量出一个省府疏迁的方案，以万一中共攻台退居到台中进行抵抗。孰不知区区台湾岛就那么大小，中共只要登陆，必然一泻千里，与台北市区区百十里的距离，哪里能抵御得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省府疏迁多少是一个借口。想发财，兴土木。这会不会是那些“大虫”们为中饱私囊而精心策划的一个贪腐“良机”呢？省府内的反对者便开始了调查。结果，搜罗出省政府事务科长陈奋克在承办新建房舍工程中的贪污舞弊事实，果真有“大虫”！他们联合那些不愿搬迁到虎头山的人员对省主席严家淦进行攻击。严家淦受不住了。蒋介石只好决定省主席换人。摘自《蒋介石在台湾》

  第四部 文/陈冠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