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晚，央视《新闻1+1》节目的标题是《施一公，爱明诺夫奖中国第一人》。施一公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8年离开美国回国工作。

  3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施一公2014年爱明诺夫奖，奖励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据了解，爱明诺夫奖在业内的影响力与诺贝尔奖非常接近，该研究被视为抗癌研究的重大突破，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令人尴尬的是，央视做了一个调查，问公众，“你知道施一公这个人和他的研究领域吗”？不知道者占了绝大多数，将近八成。

  晶体学研究，是施一公的“正业”，但是，施一公还因“不务正业”而遭到指责。2008年回国前，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是“重量级的领军人才”。当他向普林斯顿大学提出要全职回国工作时，校方想用“无法拒绝的条件”来挽留他而未果。施一公回国后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固然跟清华所提供的科研条件分不开，但是，施一公说，回国后他很不适应国内的人文环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撰文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等弊端，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务正业”。2012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长篇报道《饶毅施一公为何落选院士》一文提及，“不务正业”是一些人反对施一公当选院士的理由之一。 

  作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拥有充足的科研条件，如果只考虑自己，施一公不必为改善科研环境而呼吁；他之所以“不务正业”，是为了更多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地“为国争光”；施一公“不务正业”，是为这个国家更好呢还是更差？

  施一公说：有句话，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到晚年会极其痛苦，会非常非常的抑郁，会觉得自己这辈子欠了无穷无尽的债，我还不了，我会很伤感，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了。

  施一公是用行动、用科研成果来爱国；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能把70多名海外人才吸引到他的学院来吗？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实验室的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5年的经费保守估计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外带1英亩的花园。 

  一边是斩获国际科研大奖；一边却是八成不识，个中“尴尬”似乎显而易见。

  最近，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北京市1180名中小学生做过调查，发现孩子们长大以后最喜欢从事的职业，第一名是企业家，然后是歌星再然后是影星，科学家只排到第七。这样的取向或多或少还是能说明价值选择的倾向性，这样的调查结果也坐实了科学冷门的真实。

  当我们屡屡提及“创新型国家”，表现出对“中国制造”的焦虑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科普教育在应试教育的紧箍咒下如何真正为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寻得真经呢？《钱江晚报》 2014.4.6文/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