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2014年是中法建交的第50个年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对法国的访问，被视为双方关系进一步巩固的标志。

  尽管中法当年联合发表的建交公报只有44个字，其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博弈。 

  有官方色彩的私人访问

  开启中法友好关系大门的使者，是一位面相斯文的法国老人——埃德加·富尔。富尔与戴高乐私交甚笃，两度出任法国总理。

  1963年8月20日，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周恩来。富尔1957年到中国时，这两位领导人曾与他见面。富尔神秘地告诉李大使，此访有官方色彩，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但行程仍须保密，对外宣称只是私人举动。

  接收到这种“微妙信号”的中国政府，悄悄提高了接待富尔的规格。同年10月21日，富尔夫妇来到中国。他和夫人直接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事后，富尔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提到，“中国官方表现出对来访者的高度关切和信任。”

  戴高乐放不下那份高傲

  中苏分歧是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推手之一。1964年，时任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表示，“直到去年为止，世界共产主义还是铁板一块，只要与惟一的一个首都建立关系就可以决定共产主义各国的命运。如今，中国与苏联分裂，就有必要同北京直接对话，对其态度应当像对苏联一样，也要像承认苏联那样承认中国。”

  另一方面，二战后，戴高乐立志重振“高卢金鸡”的雄风，不愿继续扮演华盛顿的小跟班。他深信，“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虽然打算主动与中国修好，戴高乐并不情愿放弃法国人的骄傲。富尔被引见给周恩来时，对青年时代赴法留学的后者说“是时候再到巴黎了”。用如此委婉的方式传递信号，正是戴高乐亲口交待的。他在给富尔的信中强调：“严格讲，我们无求于人。”由此，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

  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

  力促台湾当局知难而退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

  既然建了交，互换大使是必须的。出发前，邓小平嘱咐临时代办的宋之光，此行的首要任务是“驱蒋”，如长期无法解决，中国就会撤回代办。此刻，戴高乐更焦急，如果台湾代表执意留在巴黎，导致“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只怕会成为国际笑柄。

  然而，台湾代表不打算默默地消失。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美国方面也相信，台湾不与法国主动断交是“能使戴高乐受点挫折的惟一机会”，遂撺掇蒋介石不要“知难而退”。

  面对北京的持续施压和台湾对“劝退”的充耳不闻，法国政府惟有选择摊牌。2月10日，法国外交部明确告知台湾当局，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抵法，“中华民国”的使领馆将失去存在的理由。翌日凌晨，台湾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台湾外交人员虽已撤走，却不肯放弃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专门派人把守。中国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用于临时办公。他们看中了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谁知，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突然生了变故：房主变卦了。

  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就永远不许她入境。经宋之光反复劝说，她才如约交房。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结果在客厅一角发现了窃听器，只是安装手法相当业余，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下勉强装上的。 

  时至1967年，戴高乐亲自过问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房屋，巴黎地方警察接到命令，把躺在地上不肯走的台湾留守人员强行抬了出去。数日后，中国驻法外交团队“喜迁新居”，此后半个世纪，五星红旗便一直在这栋华美的建筑物上空飘扬。

  《青年参考》2014.3.26文/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