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让人嗤之以鼻却又暗带几分羡慕的“啃老族”不同，“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里，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盘算：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罗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农村的“城一代”们面临的普遍困境。

  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人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因为有“父母老矣”、“老无所养”的心理恐慌，在物质压力面前动弹不得，人生也显得狭隘。

  偿债者们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话，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或者购买额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有时会急得暗自哭泣。

  过去数十年，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大部分的农村“80后”的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社会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长起来之后，过往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必须由子女去填补和负担。

  “老啃族”除了力尽所能地养着父母，还面对着许多乡村社会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额外负担。前述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是一部分，此外还有农村的泛家族关系带来的人情负担。

  比如表弟上大学要赞助一点费用、姑舅新居入伙要赠送一台电视机、父亲的朋友做大寿要送个贺礼……这些人情债，最终还是都落实到子女身上，成为“养老负担”的一部分。

  长期缺乏保障，子女就是唯一的保障。谁家有一个在城市里有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的子女，就是家里最大的骄傲。

  “有时候回到家里，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场合，父亲也要找机会来介绍我一番。”罗峰说：“七八千元收入，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

  “但紧跟而来的就是各种麻烦，有人来向你借钱，或者找你办事。借吧，没钱，对方借了基本也不打算还；办吧，没那个能力，你如果拒绝，在乡下就会迅速形成一个让家里人十分难受的负面舆论场。”

  在城市里，你会在物质上尽量低调，有时还会做一些必要的隐匿，然而在农村，是另一套令人头大的逻辑。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南风窗》2014.3.1文/李淳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