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代表们用电子表决器投票 

  从鼓掌到投票，从投豆子到按电子表决器，“两会”表决方式的“进化史”见证着民主法制的前行步履。

  “金豆豆、银豆豆，投在好人碗里头”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 “三三制”的政权模式——也就是说，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

  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豆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的场景。

  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既可以减少选举成本，也可以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甚至操纵，能更充分地体现民意。有些村民怕别人知道自己将豆子投给了谁，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谁的票。 

  土改后农民选举人民代表，因为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也多用“豆选法”。

  “别人都齐刷刷举手，唯独你不举手，就难免尴尬”

  到了1949年，政协普遍采用举手和鼓掌的方式，表决选举任免和重大公共决策等。 

  有人说，鼓掌通过其实不够民主，在众目睽睽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人会公然违背主席台上的意图举手反对某议案或某人选，表决结果“失真”，很容易产生“一致通过”的假象。

  还有人把举手表决的从众心理比喻为“搭便车”，“别人都齐刷刷举手，唯独你不举手，就难免尴尬” 。

  实行无记名投票后也有弊端：若代表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票上可不画任何符号;不同意选票上候选人的，可在选票符号栏内画“×”;对选票上的候选人弃权的画“√”。这种表决方式导致代表投票隐私不保。那些要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代表必须动笔，这样一来，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获悉。直到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才扭转这一态势，会上表决通过了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填写选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

  1990年，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张桌面上，都安装上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这是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 

  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一般都采用按电子表决器和无记名投票这两种方式。在诸如对宪法修正案的表决，决定国务院总理，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时用纸质投票方式。而其他决议草案，如法律案、预算案等等，则采用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

  使用电子表决器，从表决开始到表决结果揭晓，仅需短短几秒钟，表决结果通过会场前方的两个大电子屏显示出来。计算机系统只会对赞成、反对、弃权和未按表决器这四种结果进行数字叠加，不会留下代表的表决记录。相较于传统的举手、鼓掌等方式，电子表决投票更加客观、真实。

  2002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坦率地说，“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好的投票环境，有利于代表委员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另一些代表则认为，除非害怕旁边的代表打小报告，否则没必要顾虑。内蒙古农民代表顾双燕说，“要是有顾虑的话，就不配做人大代表。” 

  人民网2014.3.12文/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