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烛光祭、守灵仪式、世界和平法会、国际和平集会，幸存者赴日证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显示这一主题日益受关注。

  但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却面临着窘境。她到南京采访时，没有看到大屠杀遗址。张纯如观察到的事实，正映射了这场旷世灾难的命运：在公众视野中，它曾长期“消失”。 

  “老师不讲，教科书不提” 

  解放后30多年，南京大屠杀曾在国内教育中长期缺失。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曾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

  1938年1月，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曾多次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后来情形渐渐发生改变。1948年11月解放区的光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抗战史讲话》，也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不过重点落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在南京就采取逃跑主义，不战而逃。”1949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从“七七”到“八一五”》，则没有涉及这次浩劫，而是对比国共的抗战表现。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和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话》，“南京大屠杀”都没有出现。

  “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经盛鸿介绍，在学术界，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

  “南京好人”遭遇

  南京大屠杀之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但有20多个英、美、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被南京难民称为‘救命菩萨’、‘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被批判了。”经盛鸿介绍。

  张纯如发现，朝鲜战争时，中国报纸将南京的美国人描述为帮助日本人进行屠杀的恶棍，还有文章指责南京沦陷时安全区外国人将南京城拱手让给日本人。 

  经盛鸿介绍，在南京保卫战中，很多国民政府军人牺牲，其中最少有九位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几万人“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政府军人，和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国民政府军人，在建国后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

  经盛鸿介绍，“文革”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日本属于第二世界，被认为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只能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重回公众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屠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1982年是一个节点。

  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针对教科书事件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必须牢记这个教训》的评论。此后，中方展开调查。

  1984年2月至6月，官方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发现了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

  198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近半个世纪。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亦命途多舛。 

  马庭宝的父亲在1937年的大屠杀中遇害时，马庭宝只有两岁。他目前主要依靠每月的10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他说，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没有被公开提起过。解放后很长时间，他作为幸存者未获任何政府援助。

  直到2004年———南京大屠杀67年后，马庭宝收到了南京市民政部门的第一笔援助金，一年500元，该援助金目前增加到了一年1400元。

  时至今日，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正不断深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一块颀长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遇难者300000”，最开始用3种文字介绍，如今发展到了11种。

  《南方都市报》2014.2.9文/高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