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3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隔一年多之后，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观察过去一年多中纪委查办腐败官员的动向，中央高层在反腐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见，其中释放的新信号更是耐人寻味。而这，或许又昭示了未来数年中国式反腐可能采取的路径。

  “老老虎”也被追责

  贪功冒进、专断霸道的官员更易发生贪腐，成为新一轮反腐的鲜明特点。最为代表的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这3人在省内重点城市主政时，在官场都被公认为“有魄力”、“敢闯能干”官员的典型代表。尽管毁誉参半，但这类官员在过去多被视为“能干事”的人物，因而在仕途前景上也较同僚更为顺遂。殊不知，这种干部往往专断独行，贪腐起来胆子也大。

  在2013年“打虎”行动中，先后有陈柏槐、郭永祥、倪发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这是新一轮反腐有别以往的另一特点。

  63岁的陈柏槐被抓时，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这一“虚衔”；而59岁的倪发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仅保留副省级干部待遇。

  检索中央反腐的公开记录可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非常之罕见。换言之，在过去，一名高级干部一旦实现了“裸退”，几乎就意味着“平安着陆”。但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对“老老虎”追责“无例外”，使贪腐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陡增，当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慑力。 

  地方“窝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窝案”开始陆续被挖出。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通常“窝案”牵涉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关系异常复杂，一旦曝光，便会引发区域性官场地震甚至社会震荡。 

  地方上的标志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阳贿选案。这起发生在一年多前、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几乎使衡阳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全军覆没”。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 

  而“中石油系”窝案，则是发生在垄断国企内部的群体性腐败。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遭到中纪委调查。几乎与之同时，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也先后被调查、免职。不久，中石油前“掌门人”、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被立案调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窝案则与四川的前高官群体有关。中共十八大后，四川有3名省部级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后落马，且3人仕途上颇有交集。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已64岁，是目前被调查的“老虎”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后的直接上级领导——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在郭永祥升为秘书长后，李崇禧则升任省委副书记。再后来，李崇禧从省委副书记退任（转省人大任职）后，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纪委查案颇有讲究。通常而言，在“瞄准”某高官之前，先在其外围布局，从其“身边人”或“朋友圈”入手调查。最典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女人；另一种是商人。

  从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线，找到贪官们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并弄清贪腐财物之去处；从商人入手，则利于锁定官员贪腐的证据，并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关联的官员。

  与之相对照的是，中纪委在查办案件上确立了“快查快结”的新思路。而在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还宣读了8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高官和14名列出具体姓名的“正在立案调查”高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3人并未结案（未移交司法机关），仍处于“立案调查”环节。此时，李春城落马已一年有余，郭永祥被调查也已超过半年时间，两人接受调查早已超过了6个月的常规调查时间仍未结案，这说明，此系列案件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涉及其他“老虎”。

  有预计认为，接下来数月内，或还将有别的“老虎”被伏。除了中纪委正在立案调查的9名中管干部尚未公布具体姓名，仍可“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其他“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依据是，2013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10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第二轮巡视。目前，该轮巡视已进入收尾阶段。按照第一轮巡视“揪出”6个省部级高官的战果和节奏来看，这一轮巡视的成果同样也值得期待。  

  《南风窗》 2014.2.12文/李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