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

  程开甲1918年8月出生，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月10日，96岁高龄的程开甲走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这位老科学家在不少人眼中还是十分陌生。有人开玩笑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了。一个直观的数字是，在他参加核武器研试的20多年中，其发表论文数量为零。

  就像一个历史声音的回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近半个世纪后，习近平总书记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了这位曾主持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称作“核司令”的物理学家。

  曾经叱咤学术界

  “销声匿迹”是程开甲开始中国核武器研制之路的第一步。

  此前，他已小有名气，其学术前景也被外界普遍看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出身名门，受到过前沿的学术训练。

  1946年，程开甲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作“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的学生。玻恩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缪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1948年，苏黎世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连大会主持人、著名物理学家泡利都无法裁判。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1963年，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

  死亡之海度过20年

  1960年，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到了北京，他才知道，钱三强亲自点将，将他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他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

  此后，程开甲虽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却参与缔造了一个核试验基地，成为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这里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参加制定了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他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

  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大西北搞试验。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突然发现天际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光点，随即整个天空都被照亮。程开甲推断，这可能是邻国在搞新武器试验。程开甲当时预言：自卫星上天后，太空就成了人类竞争的新空间。未来，空天武器将可能成为又一个竞争热点。而今40年过去，事实证明了他的科学预见。 

  曾深入核试验爆心

  每次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有一次，程开甲来到一个施工现场。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极力劝阻。程开甲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他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

  言传身教育后辈  

  第一次核试验中，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立下大功，这是当时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工作，也被程开甲交给了年轻的邱爱慈。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邱爱慈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这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对于年轻人的培养，程开甲还坚持言传身教。

  尽管担任过多种职务，但程开甲称自己从没想过“权力”，而只服膺“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

  因此，他可以非常诚恳地对年轻的技术员说：“我向你们道歉。上次的讨论，你们的意见是对的。”

  走进程开甲的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里的主人，与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弟子、海森堡的论战对手和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联系起来。这里陈设简单、质朴得令人难以置信。

  有意思的是，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小的黑板，他喜欢在上面演算大课题。他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搬了家，还专门在新居留一面墙装黑板，灵感迸发时，演算公式、分析方案，他都爱在黑板上写写画画。

  但这些学术结论外界都很难看到，而是书写在了中国核研试的阵地上。

  与诺奖“擦肩而过”

  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年仅26岁的程开甲写就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亲自对其修改并送给物理学大家狄拉克，但狄拉克却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于是，论文便未发表。

  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后来，一位国外科学家做了类似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这也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核司令”与诺奖的“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