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革命到达转点之时，毛泽东总是做出关键性决策来扭转局面，取得最终的胜利。然而，一些决策最早却并非由他本人提出，是集体智慧推动下的结果。

  瞿秋白首提“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探索，实始于瞿秋白，成于毛泽东。

  1926年4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指出：“武装暴动在城市里反抗军警比较不能时常进行，必须要等待相当的时机；在乡村里反对土豪军阀，却可以自筑堡垒，以逸待劳。”瞿秋白以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实际上从地域方面探索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从对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的分析中，也许更能明确说明瞿秋白是确实具有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李立三最早指出“群众路线”

  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此时的群众路线概念还处于摸索阶段，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形成，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孕育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成熟两个阶段。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载入党章，则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形成。

  朱德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德就在延安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在华北抗战中，搞得日寇头痛万分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的战法战术，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营养。

  朱德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

  刘伯承报告写下“敌进我退”

  “敌进我退”最早是在1941年10月21日北方局某次会议上，刘伯承提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时，刘伯承讲，我们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敌进我退，敌退我打。我们退来退去，根据地就那么一块地方，往哪儿退？刘伯承说，现在就是要敌进我退，打磨盘（游击战的另外一个说法），要摸敌人的屁股。

  “敌进我退”在刘伯承那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到了山西抗日前线以后，一方面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一方面分出小部队，大量地进入敌后。就是说，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向敌人的后方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定义“敌进我进”。

  另一层意思，是战役战术方面的“敌进我退”。敌人向我们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根据地内和敌人死打硬拼，应该派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打他的阻击线、打他的据点，敌人势必回兵救援，我们达到了粉碎敌人围攻，粉碎敌人扫荡的目的，这就是 “敌进我退”。

  摘自《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