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策反，弃暗投明，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然而，战争的结束没有带来光明坦途，他们用所剩无多的余生和整个民族一起历经劫难。

  “和平将军”抑郁而终

  张治中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私交甚笃，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

  1949年，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在周恩来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建国后，张治中先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身在广州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为彭德怀喊冤，幸而这封“万言书”被周恩来截收，张治中之子张一纯回忆说：“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啊。”

  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屡受周总理庇护的张治中也未能躲过冲击。

  “文革”发动之时，张治中在北戴河疗养。狂热的红卫兵到处打、砸、抢，他家已经被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清洗”两次了。

  8月28日，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红卫兵前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

  8月30日，周恩来仓促间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张治中是12位被点名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之后，周恩来派人将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保护起来，改名叫林友文，不准亲属探视，也不能通电话。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在临终前同家人团聚。

  张治中虽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终遭受着折磨。1969年4月3日，张治中抑郁而终。张一纯说：“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将军”含冤而逝

  唐生智是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因身为军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称为“佛教将军”。北伐时期，彭德怀、贺龙、陈赓都曾是其麾下将领。解放战争末期，唐生智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曾任湖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后，唐生智家屡屡遭到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洗劫，大量字画及文物被抄没，最终不知所终。1968年，劫难才真正开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和唐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

  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的事情。唐生智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代，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

  此后，专案组又要唐生智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们认定“贺龙是唐生智派到红军里的国民党奸细”。唐生智对此坚决否认，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贺龙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进入低潮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他自己的觉悟。”

  专案组起初尚属客气，只是天天谈话，让唐生智写“黑材料”。两个月的审查，没有捞到半点油水，只好悻悻离开。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专案组卷土重来，态度更加恶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唐生智一直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专案组命令当地造反派把唐生智关押到省政协“上学习班”，继续逼问，一关就是十个月。

  1970年春节后，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但就连在病房里整天都有人监视。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头刎颈而亡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在新中国初建阶段，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

  面对急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财经文摘》 文/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