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

  ——崔琦外甥王达人

  如果我不出来……我父母就不会死。——崔琦

  距离河南省宝丰县县城大约十公里，就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出生地———肖旗乡范庄。2003年，宝丰县委、县政府将早已消失的崔琦旧居于原址重建，土坯房改为砖房，屋顶则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边指示牌上“崔琦教授旧居”几个字已经斑驳，但多次从美国往返中国内地的崔琦还是没有回故乡看一眼。

  诺奖得主，成为河南宝丰的荣耀。宝丰县领导曾先后两次赴京，与来访的崔琦教授面谈，希望他回家乡看看。崔琦一直推脱。

  “他虽然没有详细说，但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他父亲大跃进期间是在那里饿死的。他对外的说法是：父母永远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于形式。”崔琦的外甥王达人说。

  富农之子

  崔琦的父亲崔长生以种地养家，母亲王双贤出身书香门第但识字不多。崔琦家土地不多，后来他的舅舅又帮忙置了一些，解放时被定为富农，平分了土地。

  解放时崔琦家共三间房，其中一间坍塌，一直没修缮。他家并不是很富裕，也没有“严重剥削”，崔父是老实人，不是“恶霸”，没有压迫人，所以土改时没有专门针对他的批斗，只是在地主富农统一的批斗大会上亮相。

  土改时崔琦家的家财，都是主动上缴，并非农会抄家没收。

  离乡赴港

  崔琦于1949年前后从高皇庙小学毕业，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附近小学当代课教师。

  为何崔琦中断了学业？崔琦的二姐黄崔珂1999年在《舍弟崔琦往事》一文中回忆说：“1950年，村中进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因为父亲说话不慎得罪了‘上层’乃加之以罪，遂召集群众进行批斗。他(崔琦)闻讯，虽是童子之年，却不顾一切后果，愤然代父出现于斗争会上，为父申辩。一切迎刃而解，使父亲免受批斗之辱。此事后，母亲为儿子前途做长久计划，最后做出痛苦决定，让爱儿独自远赴异乡，至北京再转至香港与吾会合(时我家已于1949年到香港)。”

  崔琦有4个姐姐，其中4姐在十二三岁时夭折。刚解放时，二姐、三姐去了香港，大姐(王达人的母亲)则在北京工作。

  王达人说，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崔母王双贤决定让崔琦投靠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父母之死

  崔琦从河南宝丰县去了北京，在大姐家里没住多久，就去了香港。“主要是来北京办出境证件，在河南办不了。那时刚解放，估计去香港还比较容易。”王达人说。

  1958年，大跃进开始，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受到一次批斗。因为他是富农，就讹他，向他要钱。他哪有钱给？好几个晚上都批斗他。没有吊起来，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

  第二年，崔长生去世。1959年，庄上死的人不少，吃不好又得病。倒不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但野菜、红薯干、树叶都吃光了，麦秆都磨成末，说是当淀粉吃。

  在大饥荒的年代，崔琦的母亲被接到大女儿北京家中。“姥姥是我姥爷去世后接过来的，说我姥爷饿死了，在河南老家吃树皮草根，一点粮食都没有。”那个时候，王达人小学快毕业了，对此有记忆。

  崔母在北京住了几年，又回到了宝丰范庄。“文革”很快开始了。有一段，崔母又去了北京，直到病重返回范庄，那是1968年。崔母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崔琦第一次回内地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98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名声大噪。有一次，杨澜在采访中问他：“你12岁那年如果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来……我父母就不会死。”他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2003年，宝丰县重建了崔琦故居，并专门辟了一个展览馆。宝丰县委党组成员郜现营说，他2012年专程去北京大学拜访在此开讲座的崔琦，邀他回家乡看看，崔琦说2013年退休后一定回来。在此之前，崔琦在家乡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学。 《南方都市报》

  2013.10.23文/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