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中国宣布：10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这两个期限很快就一改再改，而且越改越短。作为“超英赶美”口号的具体化，当年夏天，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紧接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应运而生”。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些内部谈话、批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明显的印象：“超英赶美”是名，赶超苏联为实。

  从已解密的档案判断，赫鲁晓夫是反对中国“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苏联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异想天开，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把苏联比下去。

  1959年7月18日，正在波兰访问的赫鲁晓夫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以总结苏维埃政权初期搞公社化失败的教训的方式，暗示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途同样渺茫。

  赫鲁晓夫这篇讲话被翻译出来后，正在庐山开会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马上看到了。凑巧的是，此前四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提交了一封信（有人称为“万言书”），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一开始对“万言书”并不在意，只是后来在某些因素作用下，态度才急转直下，对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一类影射提法甚为恼火，而赫鲁晓夫四天后从波兰“送来”的这根“暗刺”（刘少奇语），无异于火上浇油。

  针对赫鲁晓夫的指桑骂槐，毛泽东在致王稼祥的信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宣称“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他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直接挂起钩来，说彭这次闻到了赫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看法的气味，“从国际上取经来了”。

  毛泽东深知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秉性和乖戾多变的个性。况且，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已经“羽翼变硬”，有求于毛泽东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苏联的实力日益见长。在赫鲁晓夫公开讲话中，对毛泽东的内外政策，不乏明刺暗讽。毛泽东预感到赫鲁晓夫可能要翻脸，中苏关系因而会发生逆转，苏方的援助将大大缩减。对此，他不得不防，预谋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便是这种对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看来，西方靠不上，苏联靠不住，要圆“强国梦”，只能靠自己。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

  《老人生活报》2013.10.11文/邢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