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被 “赦免”——这一被学界业界广为议论的话题、在操作层面得到默许的举措，现实中却鲜为人知，始终躲在神秘的面纱底下。 

  只能做不能说

  在新中国的反腐败历史上，特别在“运动式反腐”结束后，为适应新形势、新问题，不少近似“赦免”的政策性措施屡被提出，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限期清退、廉政账户、涉案金额划线等。总体来说，它延续了中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原则。

  翻阅近年来大案、窝案的查办记录，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上述政策被运用的痕迹。

  厦门“远华案”多达700人牵扯其中，只有近300人受到司法处理；辽宁“慕马案”有130多人遭到“两规”，最终也只有61人被移送司法。两起案件均有近半数的“污点官员”得以“赦免”。

  办案机关通常会设立专案账户和自首信箱，只要在规定时间段内主动退赃或交代错误，轻微违纪犯罪者均可获得宽大处理。

  尽管“赦免”在业务层面已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手段，但在业界人士口中，却仍然避之不及，认为“很敏感”，“只能做不能说”。

  有干部道出了其中原委：“一方面，它看起来与我们所宣扬的某些政治承诺有出入；另一方面，以当下的社会承载力来看，也容易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轻罪如何免责

  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用到“赦免”。只有在波及面广的集体腐败，或是政府有意对某一领域进行专项整治时，才会采取这样的举措。

  “赦免”有一套高规格的程序要走，一般须经上级党委或纪委集体决议，如若涉及到“分量重”的大案，则还要更上一级。

  某市纪委副书记李晓参与过多次“赦免”政策的讨论。他透露，一般来说，专案组要对案件先行摸底，掌握涉案人员规模及构成情况，然后向党委、纪委报告，并提出初步可行的建议，最后由常委会讨论通过。李晓强调：“这属于‘法外开恩’，需要格外谨慎，不可能凭个人意志做主，也不会只是纪委一家说了算，往往还得征求司法方面的意见。”

  在司法上，贪腐涉案金额5000元即可被认定，行贿超过1万元同样也应入罪，倘若采用“划线”式的宽大处理，就极易产生冲突，所以需要进行充分会商。

  所谓“划线”，就是设定一个明确的金额界限，对该数目以下涉案人员免予追究。“划线”要考虑到总体涉案程度，还有案发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备案并不一样，甚至相差悬殊。

  在西部某县的集体腐败案中，“赦免”划线的标准是5万元。不过，据悉在经济发达地区追究金额更高，沿海某地甚至达到数十万元。

  政策既定，后续执行同样慎之又慎。张宾彬称：“包括其悔罪态度、立功表现，都会作为最终量纪的评判标尺。”

  在查处某县委书记的受贿案中，不少涉案官员因积极退赃，如实坦白而得到了宽赦，有一名乡镇领导顽固不化，在被问讯时死活不松口，最终因铁证如山随同县委书记锒铛入狱。

  明智之举也是无奈之策

  对贪腐者进行 “赦免”，“它既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做出上述表态的是西部某市的纪委书记柳耀华，此前他曾致力于腐败预防方面的研究。

  之所以明智，柳耀华认为，但凡愿意配合的，往往内心充满敬畏，恰恰可以挽救。

  李晓很同意这样的看法：“涉腐者都像患了病，但病情却有轻重之别。有的需要手术切除，有的则可自愈。对那些被移送司法的人，就请大夫来开刀，而对一些‘伤风感冒’，则要相信患者自我调节的功能，让其增强免疫力获得康复。”

  “我们不否认他得病的事实，只是灵活采取治病的方式。只要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良心上的问责，也算是收到了效果。”

  然而，明智背后却也多是无奈。

  “主要还是办案压力太大。”张宾彬说：“像黑龙江的韩桂芝案，6个省部级、30多个局级、数百个县处级，罚不胜罚。而在基层，查办窝案更是人力精力都受限。这就跟打仗一样，如果把可以挽救的人都推到了对立面，他们抱团死磕，办案难度将会极大。”

  “谁都想除恶务尽，但在现实的官场生态和文化背景面前，抓再多的人不见得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对于无奈，柳耀华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廉政瞭望》2013.8.21文/曾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