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到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些官员，如张治中等就坚决反对对教育投入过多经费，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 “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 “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规定由国家“免费发给公粮”。教师在薪水之外，还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摘自《人物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