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在先秦乃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战争与武术距离遥远

  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平定倭寇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由12人的步兵班组成的战斗整体。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平定倭寇后，戚继光调任蓟北防守蒙古军队，他又因地制宜，创造出以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阵法。总之，大队人马作战分工合作的性质与武林高手的培养是有很大距离的。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汉以后，中国的武士、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 侠客们的武功也日渐高强，以至于“出神入化”。

  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唐诗中就多有以“侠”、“剑”入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 《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区区20个字，传达出来的“武侠”意象却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测；行踪飘忽，凡眼难睹…… 

  不过，唐朝真正的武侠文艺出现在唐传奇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唐传奇中国小说开始摆脱史家的“实录”传统，进行艺术虚构。唐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豪侠故事开中国武侠文艺之先河。如《聂隐娘》中的刺客“空空儿”的武功：“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他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即飘然远去，绝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见轻功十分了得。 

  到晚清，出现了一部真正典型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三侠五义》，创造或大加发挥的元素如点穴、暗器、剑诀、轻功、闷香、夜行衣、各种机关埋伏等等，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入民国，随着报刊杂志、出版业的兴起，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大批的武术绝技、功法被创造出来。如赵焕亭在其《奇侠精忠传》中首创服食千年灵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这一元素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 

  表演与格斗并行不悖

  秦、汉以后，中国武术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既有单人套路，又有对练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而以健身、娱乐为目的，逐渐与舞蹈、戏剧融合。 

  中国武术长期专于套路表演，缺乏实战性，对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比如，戚继光就极为反对军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戚继光说得很清楚：“拳法似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

  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

  实际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职业化的背景下，用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通过大量的实战搏击而练就的，胜负凭的是力量、速度、技术、经验等因素的综合。靠口授心传，苦读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观摩某种动物的动作，一朝顿悟而成绝世高手，纯属小说家言。

  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开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学的训练方法，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持，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也是完全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的。 

  富有观赏性的套路表演我们毋须丢弃。实际上，套路表演与实战格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地发展下去。  

  《时代周报》201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