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今天的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更好的未来。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华裔美国作家张彤禾从2003年进入东莞、追踪描写打工女孩的命运。4月9日，张彤禾的新书《打工女孩》在北京举行沙龙活动。 

  出去，这是我们的信念

  大多数的媒体都报道过中国工厂的恶劣环境，欠薪、工伤或者因压抑而跳楼自杀等负面新闻。张彤禾的问题是，如果进入城市工作，条件真的那么恶劣并且很难真正成功，那么为何每年还有大批的农民工前赴后继地进城找工作？

  2003年，当时正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张彤禾开始走访东莞。经过两年多的采访，她深入了解了一群打工女孩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她觉得她们并非时代的牺牲品。

  二十多年前，人们用背井离乡来形容外出打工的人。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者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未知的世界。出去等于受苦，这是当时打工者和家属共同的判断。

  张彤禾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而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 

  同样关注打工者世界的作家梁鸿说：“在中国农村所谓的闯世界，就是出去打工，这和真正自由的闯世界不一样，农民的孩子闯世界只有出门打工这一条途径。”

  2004年，当张彤禾为了写打工者的故事到东莞时，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而如今这个数字早已变成两亿五千万。 

  在《打工女孩》中，16岁的年轻女孩吕清敏说，在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话，一辈子不用出远门就是好命，但是最近这些年不但出去的多，而且要走得远。现在村子里的人说走得离家越远越光彩。

  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未来一条出路

  张彤禾笔下的打工者是被称为新一代工人的年轻人。“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一些基础的教育，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她们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

  在张彤禾的笔下，书中的主人公吕清敏16岁那年来到东莞，那时她是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3个小时。经过一次次地跳槽，现在，27岁的吕清敏已经是一个女孩的母亲，她和丈夫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他们存够了钱，让父母在老家附近的镇上买了房子。

  然而这本称作“读懂她们就是读懂中国”的《打工女孩》，却带来争议，打工女孩的乐观、积极能否代表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而这是否就是他们追求的真正幸福？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认为，张彤禾的结论跟他的观察和经验有很大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成长，不仅要给这些打工者，尤其是处在最底层的这些人，不能简单的是让他们出去、走出来，或者改变原来在家乡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未来一条出路”。

  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习惯了将伤痛压抑在内心最深处

  “受伤、生病，或者怀孕，你自己看着办。”张彤禾也写出了打工女孩快乐、坚强之外的逆境。

  但在张彤禾的笔下，这些女孩并不打算默默忍受这种痛苦。她们不断地换工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女孩都有一个信念——要靠自己。

  去年出版《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作家吕途在她的博文中称，张彤禾字里行间对“个人奋斗”和“机遇”的叙述让她感到悲哀。“我所看到的工人，有张彤禾说的独自奋斗、乐观的那一方面，但是也有其他的方面”。这包括吕途看到的工人对发展状况麻木的一面，还有工人对现实环境的反思和不放弃的一些东西。

  在吕途接触的工友中，做传销、直销的人挺多。“传销的背后有种不劳而获，快速致富的思想在作怪。在和正接受培训、准备做传销的女孩聊天时，我感受到她的纠结和痛苦，但是她试图找一种可以让自己说得通的、让自己不受良心谴责的理由，但是她自己也意识到她不能自圆其说。”吕途说。

  就在张彤禾的新书出版不久，梁鸿继其畅销书《中国在梁庄》的后续作品《出梁庄记》也出版了。在这部新作中，梁鸿采访了51位梁庄的外出打工者。他们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的，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路。

  梁鸿观察到，在城市里，一些即使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打工者也不会在城市里买房，他们住在城中村狭窄、简陋的小房子里，在老家却有豪华的小楼和宽敞的院子。在这栋房子里，他可以招待亲人，敞开吃喝，显示自己主人的威严和地位。而在西安、上海、北京，他们只能是一个讨生活的角色，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

  采访的时候，梁鸿慢慢习惯了打工者们住所的那种局促、潮湿和霉味儿。而在这种生活里，霉味儿、想念孩子的痛苦等，这些情绪都并不强烈。

  梁鸿说，“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一种纯粹的讨生活的状态，对城市也没有归属感，那么年轻一代也许会期待得更多，因为农村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他们小时候去父母在的地方上学，或者寄宿学校，他们没有干过农活，他们对家乡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他们不会回到最初的故乡，他们对城市的渴求更大，更希望得到一种身份，得到一种归属感。”但梁鸿看到，城市的边缘化又让他们更加迷茫。

  在张彤禾看来，在打工者的世界里，也许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没有信任，有很多腐败行为，也有很多骗子，但生活本来就不是只有黑暗的一面，“工作之外的年轻人，和其他学生、白领、城里人一样，有他们的快乐和幸福”。

  “他们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习惯了将伤痛压抑在内心的最深处。”梁鸿说。

  《法治周末》2013.4.24文/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