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公众的印象中，人大代表在赞成、反对和弃权问题上的选择，几乎从没有悬念。不过，近年来的情况似乎有一些变化，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和弃权票有所增加，尽管份额上还未达到主流，但这种变化弥足珍贵。

  台湾人黄顺兴的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最后一项选举议程，表决通过7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来自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对“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人选周谷城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反对理由是“周谷城先生已89岁，不应再辛劳他了”。这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张反对票”。  

  被称为全国人大“最好历史时期”之一的1954年-1957年，代表们的发言多有批评。195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163位代表发言，其中大多数是提批评意见的。为此，周恩来总理还决定在人大会上 “作一个郑重的答复”。

  1957年，广西遭受水灾和旱灾，未引起重视，导致数千人非正常死亡，省委第一书记等人被撤职。随后，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三次发言说明情况，并表示此类事情都应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宽松的环境似乎到此戛然而止。1958年之后，鼓掌多了起来，并成为一种表决方式。后来甚至出现热烈的鼓掌代替了举手和无记名投票。直到1979年，相关法律才再次对票决进行明确……不过此后的10年，反对声音鲜有出现，直到1988年黄顺兴慷慨陈词“我反对”。黄顺兴在过道上对着麦克风的发言不到两分钟，但话语刚落掌声雷动。选举结果没有因此改变，最终的表决结果是，11人反对，另有61人投了弃权票。从此以后，反对票成为一种常态，在第二年，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甚至高达1079票。

  值得一说的是，这一年电子表决器尚未开始使用，但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在过道上为代表准备了发言的麦克风。

  又过了一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使用的电子表决器，将中国民主进程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当时不少代表担心，通过这个电子表决器投反对票，是否永远记录在案？为此，电子表决器总设计师林达亮当时郑重表态：“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逐渐，地方人大系统也推广开来。“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某校新年论坛发言时说。 

  反对票仍有现实效果

  回顾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可以发现，反对票的份额还远称不上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票就完全没有效果。譬如对较高的反对率，“两高”是有所作为的。“两高”领导到某省出差，总要跟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这几年渐成惯例;这能积极清理代表们关注的案件，催促承办法官加紧办理。也正是因为“两高”的这些努力，2013年的报告赞成率达到5年来最高。当然，正如已逝法律学者蔡定剑曾说，“两高”报告交付表决有其必要性。“两高不应该去迎合代表的某些要求，而是要从正面树立司法的权威。”

  于此，可以显见反对的力量和价值。其实，面对反对以及否决，当政者如何应对是个严肃而意义深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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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反对票最多的人大议案 

  1989年3月，第七届人大会议上深圳在会上提出了要特区立法权遭到了多个省代表团的反对。反对票、弃权票多达1079票，占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的36%。

  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审议的基本法律中唯一没有反对票的是《反分裂国家法》；而得到反对票最多的是《物权法》，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成为历史上争议最大的重大工程决议。

  摘自《齐鲁周刊》 文/江寒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