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日，纽约时代广场附近49街地铁站上演了一幕地铁惊魂。一辆来不及刹车的地铁将当事人韩基石夹在车厢和站台之间，“像个布娃娃一样遭碾碎”。纽约地铁的这场事故将现场的摄影师与他拍的“地铁撞人”照片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职业道德与人性伦理”的争论。

  纽约地铁：拍照者“见死不救”？

  地铁轨道内，一名男子左胳膊趴在齐胸高的站台上，他侧转身体，面向一辆驶近的列车。这是被人推下站台的韩基石最后的照片，当时他正试图爬上站台。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12月4日的《纽约邮报》头版刊登了这张照片。图片说明写道：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就快死了。图片下方一条醒目大标题：没救了。

  “为什么摄影师和旁观者的第一反应不是向这名男子伸出救援之手，而是抢拍死亡事故的照片卖给报纸赚钱？”“基本的道义感哪里去了？”这张“垂死挣扎”的照片很快引起了强烈争议。

  自由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被谴责在生死瞬间“见死不救”，只是眼睁睁看着列车进站宣判该名男子“死刑”。

  阿巴西为自己辩护称当时距韩基石数百英尺，“事发突然，根本来不及施救”。他还说，举起相机的目的是试图用闪光灯来吸引地铁司机的注意。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很多人坚持认为，“摄影师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摄影记者，人伦在前，然后才是职业道德”。美国国家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朗表示没法对他的行为做出评价，“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距离有多远，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朗认为作为人在道义上的责任要远远高于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职责。“如果当时你确定能够施以援手，那从道义上来讲，你必须去救他。”

  救人第一报道第二，还是相反？

  同样引发“职业与伦理”争议的还有拍摄过《饥饿的苏丹》的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

  1993年的一天，正在苏丹采访的卡特用相机记录下这样一幕：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奄奄一息，瘫卧在地上，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在她身后，一只秃鹫虎视眈眈、伺机扑上前来……当年3月26日，该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后来很快传遍世界，199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这张照片在引起全世界对非洲难民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一些质疑声和批评声。佛罗里达一个记者撰文称卡特是“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卡特则辩解道：“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卡特们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他们看来，当面对战争、动乱等大的灾难时，记者个体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更有意义。

  1972年，当时身为美联社摄影记者的黄功吾在拍下著名的被燃烧弹击中而奔跑的女孩照片（《战火中的女孩》）之后，立即将小女孩送入了医院。照片上的潘金淑全身赤裸，而且被严重烧伤，她一边跑一边撕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后来照片刊出，黄功吾也因此得了普利策奖。当年的评论称，这张照片在激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感方面，甚至对越战的早日结束起到的作用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节目还要大。

  普利策的选择

  1904年美国报人普利策发表文章，主张报人“对于本身所接触的问题具有准确的知识和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应以服务社会增进公益为目的，不应屈从于商业利益或追求个人权利”。之后，新闻伦理的概念便发展起来，媒体工作者们也开始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

  然而，美国国家摄影记者协会的职业规范却警告摄影记者不要“试图改变或影响正在发生的事件”。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摄影者因为捕捉了人类的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他们也常常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痛苦不堪。《饥饿的苏丹》作者卡特1994年获奖后不久，就在约翰内斯堡的一辆汽车里自杀，年仅33岁。他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国际先驱导报》2012.12.18文/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