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北京至纽约的国航CA981航班飞了3小时后紧急返航，这缘于一份美国方面提供的“航班受威胁”信息。

  最终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少提及的中美两国情报共享问题却得以浮出水面。

  中美情报合作最早可回溯到二战时期，那是因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又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危险，苏联，中美情报机构再一次合作，并由情报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今，面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中美间的情报合作走向更深层次。

  中美情报合作40年，有邓小平、基辛格、老布什、拜登等“大人物”闪现期间，而除了这一次的飞机返航，两国之间的情报共享还经历过哪些大事件？

  被“9·11”改变的

  11年前的9月11日，两架客机遭恐怖分子劫持，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即决定召开会议。

  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冷热无常，尤其是2001年4月的撞机事件让两国关系更趋紧张。但“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会议结束后，江泽民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忙于处理袭击事件的小布什，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他取消了许多外访计划，但仍然决定出席10月19日在上海举办的APEC首脑峰会。

  两国元首在上海会面，并就建立中美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达成共识。

  中美情报专家开始讨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中国向美国提供了所掌握的有关“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情报。美国也对中国提供的情报做出回应，将“东突”列为恐怖组织，并冻结了其在美国的资金。

  其实，中美早在1973年时就已开始情报合作。

  与中国最先展开合作的是中央情报局。1973年，中美双方决定先行互建联络处。双方同意在联络处互派一名情报官员。中国派了谢启美，当时负责白宫同中国接触的基辛格决定派长期从事中国情报工作的中情局特工李洁明前往北京。

  小平同志与拜登先生

  与中国合作搜集苏联情报的设想，是李洁明最先提出的。

  1975年，因为特工身份被《华盛顿邮报》曝光，李洁明不得不被调回华盛顿。在离开北京前，他向老布什提出建议，跟中国合作，在新疆建立情报站，观察苏联军事动态。

  当时中苏关系冲突不断，苏联政府对蒙古进行了战略性的布局，大量陈兵，以此来遏制中国。而在与中国接壤的新疆等地，苏联更是增加了驻军数量。

  1979年，中美双方之间的情报互换机制终于开始落实。据《美国情报界》一书介绍，中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在中国新疆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两个信号情报站。这两个情报站由美国中情局科技处、信号情报行动单位负责建造，由中国的信号情报机构管理。情报站搜集的信号包括苏联试验新式导弹的数据和其他军事通讯，所有情报由双方共享。

  除此之外，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卫星侦查照片供测绘使用，“特别是在绘制苏联的地图方面”。

  中美双方在新疆设立情报站，“正是拜登与邓小平当时决定的”。

  拜登首次见到邓小平是在中美正式建交三个月后。1979年的4月，美国参议院议员第一次访华，拜登即是当中的一员。

  FBI把办公室开到中国来

  之后的世界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中美情报合作与中美关系冷热不定。直到“9·11”事件后，因为共同的敌人，两国情报合作再一次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9·11”之后的第二年，中美几乎同时对外发布信息，美国FBI与中国公安部将互设办公室。

  余振东就是这样被抓回来的。涉嫌伙同他人贪污挪用4.8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2001年由香港出境，取道加拿大到美国。为了将其抓捕回国，中国相关部门迅速通过现有渠道，请求美方在查找逃犯下落，冻结及扣押犯罪资产等方面提供协助。

  2004年4月16日，FBI与公安部互设办公室还不到两年，这个机制的作用就初见成效,几名FBI特工将余振东押解回中国。 

  抓毒贩

  2006年1月，一则重要情报由美国司法部缉毒署(DEA)发出，信息接收方是中国海关总署和香港海关。这条情报称，一伙以哥伦比亚人为主的跨国(境)贩毒集团，将一批可卡因从南美洲走私到了南中国地区。

  接到美方的情报后，香港海关立即与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行动。香港海关更是出动卧底探员与毒贩接触，搜集证据。中方调查取得的情报，也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到美国缉毒署。

  两天内，这个国际贩毒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部落网。

  这是中美之间首度就打击毒贩问题进行情报共享，缉毒合作。

  “不用你死我活” 

  2011年陈炳德上将访美在中美两国间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2012年4月，来自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到了清华大学，参加该校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

  与第一届培训班相比，这次受训的美国官员中来自军方和情报分析部门的负责人比例有了很大攀升。“两年前的第一届是35%左右，今年则达到一半。”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这种直接交流，也改变了双方的情报生态。“现在，获得这些情报信息，不像过去非要你死我活了。” 

  《看天下》第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