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辗转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的日子，毛氏三兄弟可谓命运多舛，毛岸龙不慎走失。后来，在收养毛岸英兄弟的牧师董健吾和张学良共同筹划下，由张学良出资，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苏联学习。

  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毕业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1月，受宋庆龄的委托，董健吾怀揣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陕北。大雪封山道路阻塞，董健吾请求张学良帮助。张学良全力以赴，并指派美籍飞行员驾驶自己的座机将他送到延安。此事后，董、张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再次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完成护送任务后的董健吾回到西安，拜会张学良，畅叙友情。在西安停留几日的董健吾要回上海了，张学良特设家宴相送。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后又问：“有没有私人的要求？”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善意，说：“我有三个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郑重地承诺：“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的一天早上，接到抗日人士李杜的电话，称张学良已到沪，约明日上午在某咖啡馆面见，履行在西安许下护送三个孩子赴苏联学习的诺言，洽谈相关事宜。 

  接到李杜电话的董健吾，认为送护毛泽东的儿子出国是件大事，他立即向党组织汇报。经党中央同意，派刘仲华同董健吾一起前往面见张学良，商讨护送孩子事宜。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都感到满意。他们还为三个孩子出国旅途中的风险及处置预案进行了研究，张学良最后诚恳地说：“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负责。”随即他将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为孩子们做好出国的准备。 

  董健吾回到家中，迅速为三个孩子每人添置了一只小皮箱，买了许多生活必需品，以及四季更换的衣服等。不久，董健吾租来汽车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送到了李杜家里。

  与此同时，上海党组织为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安全，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加强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和李杜间的联系，承担管理孩子生活起居等方面的琐事。

  1936年7月初，化名“王元华”的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妥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赴苏联考察。

  他们一行九人：李杜和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师长赵毅，杨承芳和三个孩子。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8月初抵法国马赛。旅途虽艰辛，但孩子们很高兴。他们抵达马赛即换乘火车去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竟然遭到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当时国际形势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为李杜等签证。

  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救国时报》的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经到巴黎几个月了，请苏联政府早日发出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和毛岸青入境，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苏。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无心逗留国外，将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驻法领事馆，与前来迎接毛氏兄弟的康生办理好交涉后即返回上海，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莫斯科。当年14岁的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12岁的毛岸青取名“亚历山大”，兄弟俩被送入国际儿童院，从此开始了苏联留学生活。

  《党史纵横》2012.9.21文/倪良端